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楚雄彝族自治州预防职务犯罪暂行规定


　　　　（2006年12月27日州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从源头上防止和治理腐败，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履行职务的工作人员公正、廉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预防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采取措施，防止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所开展的工作。
　　第三条　本州行政区域内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行业预防、重点预防、专门预防、社会预防相结合，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
　　第五条　州、县（市）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机构，设立办公室，由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设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各负其责、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六条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本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其他负责人根据分工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七条　州、县（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机构负责本辖区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领导、协调本辖区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二）分析研究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三）研究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和措施；
　　（四）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总结推广经验，表彰先进；
　　（五）定期通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
　　（六）研究决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履行以下职责：
　　（一）依据法律法规，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措施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对工作人员进行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
　　（三）建立健全人、财、物等内部管理制度，对易发职务犯罪的岗位和环节加强监督管理；
　　（四）执行工作人员选拔、招聘、录用规定；
　　（五）执行预算外资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财经管理制度，建立单位负责人年度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六）实行事务公开等制度，接受群众监督；
　　（七）接受当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机构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领导、指导、监督、检查，并如实提供相关情况和资料；
　　（八）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并移送司法机关；
　　（九）履行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并接受公民监督。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公开执法职责、执法依据、执法程序、职业纪律、服务承诺以及违纪违法的投诉途径、处理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侦查、检察、审判、监管机关，应当实行警务、检务、审判、执行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一条　企业和经营性事业单位应当实行重要事务公开，建立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物资采购、产品销售及其他重要经济活动决策和执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人事、财务、供销等重点岗位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金融、国企、税务、建设、司法、工商、医药、卫生、烟草、交通、水利、电力、林业、教育、国土资源等重点部门和行业应当结合自身特点，针对容易引发职务犯罪的重要环节和重点岗位，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
　　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要加强沟通配合，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第十三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实行社务公开、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制度，制定并实施预防职务犯罪措施。
　　第十四条　履行职务的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贪污贿赂、挪用、私分公共财产、侵占公私财物；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三）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
　　（四）其他违反职务廉洁性、合法性的行为。
　　第十五条　担任领导职务和经营管理的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借选拔、招聘、录用任用工作人员之机谋取私利；
　　（二）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扰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三）违反规定干预重大事项决策、建设工程招投标及物资采购活动，从中谋取私利；
　　（四）违反规定决定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重大项目和较大额度资金的安排使用；
　　（五）利用职权为自已的配偶、子女、其他亲友贷款、借款、提供担保或者经营与本单位同类的业务而谋取非法利益；
　　（六）纵容、包庇配偶、子女、其他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进行违法违纪活动；
　　（七）对本单位发现的案情，隐案不报、瞒案不查；
　　（八）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应当把预防职务犯罪列入工作计划和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内容，与其他工作目标一并实行考核。
　　考核单位负责人时，应当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作为考核内容。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指导、监督有关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开展：
　　（一）督促、协助有关单位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教育和咨询活动；
　　（二）督促、协助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行业和领域开展专项预防和重点预防；
　　（三）调查分析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规律，研究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和措施；
　　（四）组织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检查、考评，总结、推广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五）开展有关预防职务犯罪的其他工作。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依法查处、惩治职务犯罪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在管理和制度上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提出司法建议，督促整改。
　　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在管理和制度上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提出整改建议。
　　被建议单位收到建议后，应当及时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在３０日内反馈建议机关。
　　第十九条　公民有权对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的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对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公开、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政务公开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
　　受理单位对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检举的人应当给予保护，不得打击报复，并将处理情况及时反馈。
　　第二十条　新闻媒体在征得单位主管部门及检察机关同意后，可如实报道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相关单位和人员应予配合、支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的，由本辖区或主管单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机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的，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发生职务犯罪案件，致使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由主管单位或主管部门给予负领导责任的人员纪律处分。对发生职务犯罪案件隐瞒不报的依照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十三条　对拒绝接受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审计部门、财政部门提出整改建议的单位，由主管单位或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通报批评，并给予负领导责任的人员纪律处分，致使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依照有关规定从重处罚。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情节严重的单位，不得参加当年综合性先进的评选；单位负责人不得参加当年评先受奖。
　　第二十五条　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专门从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部门和人员违反本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由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州、县（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单位预防职务犯罪经费由本单位列支。
　　第二十八条　州、县（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
　　第二十九条　州、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犯罪产生的社会责任
苗 勇

前不久，我在《人民法院报》上看到一则消息，题目是“广西刑事审判体现人文关怀”，其中写到：“改进了严打方式方法，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召开集中公判大会等做法”。①我为此叫好，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感想。
诸如上述的做法，主要来源于刑事司法的人文理念：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关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做过些什么，无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收入、阶级、地位、职业或其他特点。但我以为这还不够，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还在于犯罪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社会是有责任的。
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菲利说过：“在从法律现象的角度对犯罪进行研究之前，必须首先研究各国重复出现的犯罪的原因。这都是一些自然的原因，我曾经把它们分为人类学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三类。”②这无疑是正确的，任何犯罪的出现，都是有主、客观原因的。某种犯罪，是某个人自己干的，他当然必须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如果个人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由客观原因所决定的，那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不可行的。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现代刑法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但是，犯罪的发生，还有其社会环境的原因。“犯罪人犯罪并非出于自愿；一个人要成为罪犯，就必须使自己永久地或暂时地置身于一种个人的、自然的和道德的状态之下，并生活在从内部和外部促使他走向犯罪的那种因果关系链条的环境中。”③“如果他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促使其犯罪的诱因的良好环境中，他可能活到80岁也不犯罪。”④没有社会存在的某种不良因素的的影响，是不可能有犯罪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犯罪人在其主观支配下实施的，他承担刑事责任，具有正当性。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是社会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能一推了之，没有丝毫责任吗。我以为，这是一种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文革期间，由于社会管理者的错误，耽误了一代人的正常成长。动乱结束后，一部分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理想信念丧失，精神颓废，走上了犯罪道路。他们的人生悲剧，固然有个人的责任，但文革的责任能推卸吗？社会管理者的责任能推卸吗？
现在，刑事犯罪率仍在上升，这些犯罪人大都是贫困农村、文化在初中以下的青年。而生活有保障，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犯罪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对“三农”问题有深刻见解的李昌平说：“犯罪、水土流失、自然灾害、沙尘暴等，其实是农民问题的延伸。”⑤说到底，是贫困和落后的结果。这些人的犯罪，是和那个地区经济、教育落后相关的。经济、教育的严重滞后，必然使得一些人合法生存能力较差，在追求富裕生活时，铤而走险，用非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任务。如果这个地区的经济、教育发达了，人们的生存能力普遍较强，犯罪人必然大大减少。所以，一个地区的犯罪人多，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是有责任的。
犯罪人都是从非犯罪人来的，他们过去是国家的公民，犯罪后仍然是公民。好比一个家庭，孩子营养不良，教育不好，家长是有责任的，总不能另眼相待，甚至遗弃，而是要更加关爱。公民犯罪了，国家的责任难道一点也没有吗？我们的监狱对犯罪人改造很成功，承担了国家应有的责任。那么，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这些人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应当看到国家的责任呢？这是毫无疑义的。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写到：“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学说。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⑥虽然，恩格斯基于阶级斗争的对抗性，抛弃了这种对革命有害无益的抽象议论。但我们可以沿用这样类似的观点，因为，我们与犯罪人的矛盾，除了极少数的外，不是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绝大部分犯罪人，是要回归社会的。因此，社会管理者应当有这样的胸怀，不要一味敌视犯罪人，要完全承担起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对犯罪人给予人文关怀。
但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政府（广义上的）工作人员没有认识到这点，以为犯罪仅仅是犯罪人自己的责任，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社会的病人”来看待，于是，各种严厉打击的手段层出不穷。比如召开大会，将一大帮犯罪人身戴镣铐或五花大绑，亮相在成千上万人面前（一种典型的司法外伤害），这和历史上的侮辱刑，大概只有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异吧。这种社会管理者多了点陈旧意识，而少了点现代文明的理念。我并不完全赞同西方的司法制度，但他们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很钦佩的。比如，在新闻自由的制度里，却从未看到过刑事审判的镜头，都是以图画来代之。我们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好！
其实，关于社会责任感，我们学学先贤也足够了。传说禹继承首领职位后，一次外出巡行，遇到一个在押的罪犯。他下车问明情况后，竟哭泣起来。左右随从说：“这个人犯了罪，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您怎么为此哭泣呢？”禹说：“尧、舜做首领的时候，人人都有仁爱之心，没有作奸犯科的；如今我做了首领，却出现了这种犯罪的人，这岂不是说明现在的政治不如以前清明了吗？所以我感到痛苦。”⑦文明的后人应该比前人做得更好！
因此，刑事司法人文精神，不仅是保障人权的需要，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们在依法惩治犯罪人时，管理社会的人不能不想想自己的责任。对犯罪人当然要依法严惩，但同时，对于他们的堕落，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家的责任。菲利说：“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规律导致了我所讲述的犯罪饱和论，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适应的。”⑧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社会不完善的牺牲品。正因为此，培根告戒司法官员：“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⑨惟有认识到社会责任的政府官员，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充分体现人文精神，正确对待犯了罪的人——去用心地改造他们，而不是无情地打击甚至竭尽“摧残”之能事；才能更加努力地去发展经济和教育，以减少不能适应社会的人，从而在根本上预防犯罪。



注释：
①见2004年4月25日的《人民法院报》
②③④⑧（意）恩里科·菲利，郭建安译《实证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132页，179——180页，183页。
⑤见2002年4月24日《人民法院报》。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
⑦汉·刘向《说苑·君道》。
⑨郁忠民 俞峰编《中外法律名言录》，第44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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