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条例


（2009年9月24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涉案财物的价格鉴证行为，保障司法、行政执法和仲裁活动客观公正，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涉案财物的价格鉴证，适用本条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是指价格鉴证机构接受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以下简称委托人）的委托，对有形与无形资产、有偿服务等涉案标的进行价格鉴定、认证的活动。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涉案财物价格鉴证应当遵循合法、科学、公正、效率的原则。

价格鉴证机构依法独立进行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活动，价格主管部门不得参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干涉。



第二章 价格鉴证机构和价格鉴证人员



第六条 价格鉴证机构为涉案财物价格鉴证的非营利性专门机构，依照规定权限从事各类涉案财物价格鉴证。

从事涉案财物价格鉴证的机构应当依法取得国家价格主管部门认定的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书。

第七条 从事涉案财物价格鉴证的人员（以下简称价格鉴证人员）应当依法取得价格鉴证执业资格证书，并按照国家规定登记注册。

第八条 省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依法取得相应资质、资格的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机构、价格鉴证人员和复核裁定机构，并对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机构、复核裁定机构的管辖作出具体规定。

第九条 价格鉴证机构在涉案财物价格鉴证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转让受委托的价格鉴证业务；

（二）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

（三）出具虚假的价格鉴证结论书；

（四）明示或者暗示给委托人回扣，购买所鉴证的涉案物；

（五）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六）索取、收受当事人的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条 价格鉴证人员在涉案财物价格鉴证中应当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技术操作规范，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同时在两个以上价格鉴证机构执业；

（二）以个人名义接受价格鉴证业务；

（三）索取、收受当事人的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明示或者暗示给委托人回扣，购买所鉴证的涉案物；

（四）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

（五）提供虚假的价格鉴证报告；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一条 在涉案财物价格鉴证中，价格鉴证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是案件当事人、代理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案件有利害关系；

（三）其他可能影响价格鉴证客观公正的因素。

价格鉴证人员的回避由价格鉴证机构的负责人决定；价格鉴证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其主管部门决定。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对价格鉴证机构和人员资格审查、考核、惩戒等制度，对价格鉴证机构和人员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依法履行价格鉴证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受理对价格鉴证机构及其人员的投诉。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价格鉴证机构和人员在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活动中有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规定行为的，有权向价格主管部门举报；价格主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应当于30日内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举报人。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加强自身建设，规范鉴证行为，提高专业人员素质，并接受上级价格鉴证机构的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

价格认证协会等有关行业组织应当加强对价格鉴证机构和人员的业务指导和自律管理。



第三章 价格鉴证程序



第十三条 委托人办理刑事案件以及行政执法案件，需要进行价格鉴证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鉴证机构进行价格鉴证。

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仲裁案件中的涉案财物价格鉴证，当事人对价格鉴证机构协商一致的，委托人应当按照当事人的协商意见确定价格鉴证机构；协商不一致的，委托人应当采用随机选择的方法确定价格鉴证机构。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价格鉴证机构均有被委托人随机选择的同等权利。

第十四条 涉案财物价格鉴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委托人委托；

（二）价格鉴证机构受理；

（三）价格鉴证机构对涉案财物调查、勘验、测算、论证；

（四）价格鉴证机构出具价格鉴证结论书；

（五）送达。

第十五条 委托人委托价格鉴证，应当如实、全面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出具价格鉴证委托书，并加盖委托人单位公章。

价格鉴证委托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的名称和地址；

（二）价格鉴证的理由和要求；

（三）涉案财物的来源、名称、状况、数量等有关情况；

（四）价格鉴证的基准日；

（五）其他有关资料或者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十六条 价格鉴证机构收到价格鉴证委托书后，对价格鉴证委托书的内容有疑问或者有异议以及认为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不全的，有权要求委托人予以补充、说明。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在收到价格鉴证委托书之日起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应当与委托人约定鉴证期限，并向委托人出具受理通知；不受理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鉴证机构不予受理：

（一）鉴证事项超越本鉴证机构鉴证范围；

（二）委托人已经向其他价格鉴证机构委托；

（三）委托人不予配合、隐瞒或者拒绝提供相关资料；

（四）涉案财物已经灭失、委托人又无法提供详实资料。

第十八条 价格鉴证机构接受委托后，应当指定两名以上价格鉴证人员承办；必要时，价格鉴证机构可以聘请具有相应资格的专业人员参与价格鉴证。

价格鉴证人员在价格鉴证活动中，可以凭价格鉴证机构 的介绍信和本人执业资格证书，查阅与价格鉴证有关的账目、文件等资料，向与委托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

委托人应当协助价格鉴证人员进行与委托事项有关的调查取证活动。

第十九条 价格鉴证机构因鉴证需要留存涉案财物时，应当征得委托人同意并办理交接手续。对留存的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机构应当妥善保管，鉴证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

第二十条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根据涉案财物在价格鉴证基准日的重置价格、新旧程度、质量状况、性能、技术参数以及预期获利能力等因素，按照下列方法对涉案财物价格进行价格鉴证：

（一）属于政府定价的，按照政府定价计算；

（二）属于政府指导价的，以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为基础，参照当地实际价格水平计算；

（三）属于市场调节价的，参照当时、当地同类财物的市场中等价格计算。

国家对计价标准和计算方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对已经灭失或者形态已经发生改变的涉案财物，价格鉴证机构可以根据委托人认定或者有关当事人共同认可的证据材料，比照价格鉴证基准日同类实物形态的价格水平进行价格鉴证。

第二十二条 特殊涉案财物的价格鉴证，需要依法进行技术鉴定、品质检验的，价格鉴证机构应当先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及专业技术人员作出技术、品质鉴定，再根据其提供的鉴定意见，作出价格鉴证结论。

第二十三条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在价格鉴证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向委托人出具价格鉴证结论书。

价格鉴证结论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价格鉴证机构的名称和地址；

（二）价格鉴证的目的、内容、范围和基准日；

（三）价格鉴证的依据、方法和过程；

（四）价格鉴证结论；

（五）价格鉴证结论的复核申请期限；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七）价格鉴证结论书出具日期及价格鉴证人员签名。

价格鉴证结论书应当由价格鉴证机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价格鉴证机构印章。

第二十四条 委托人对价格鉴证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约定期限内要求原价格鉴证机构进行重新鉴证，也可以直接委托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所属的价格鉴证机构进行复核裁定。

涉案财物当事人对价格鉴证结论有异议的，可以依法向委托人申请重新鉴证或者复核裁定。

价格鉴证机构重新鉴证的，应当另行指派价格鉴证人员进行鉴证。

第二十五条 涉案财物当事人对价格鉴证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证或者复核裁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人应予准许：

（一）价格鉴证人员不具备相应执业资格；

（二）价格鉴证程序严重违法；

（三）价格鉴证依据明显不足；

（四）价格鉴证结论显失公平。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收到价格鉴证结论书之日起10日内要求原价格鉴证机构补充鉴证：

同一案件有新的涉案财物;

新的影响价格鉴证结论的其他因素;

鉴证有遗漏。

当事人认为有前款情形也可以自收到价格鉴证结论书副本之日起5日内向委托人提出补充鉴证或者复核裁定；委托人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在5日内要求价格鉴证机构补充鉴证或者复核裁定。

第二十七条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自收到重新鉴证、补充鉴证或者复核裁定申请之日起7日内作出重新鉴证、补充鉴证或者复核裁定结论，并送达委托人。价格鉴证期限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委托与被委托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规定或者约定。

第二十八条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妥善保管价格鉴证中形成的有关资料。价格鉴证档案资料的保管期限不得少于十年。

第二十九条 刑事案件和行政执法案件中的涉案财物价格鉴证费用，由财政部门全额列入预算；不得向当事人收取价格鉴证费用。

其他案件中的涉案财物价格鉴证费用，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收取，所收费用全额上缴同级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价格鉴证机构对实行司法援助的案件涉案财物价格鉴证，应当免收鉴证费用和复核裁定费用。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未依法取得价格鉴证相应资质资格的机构及人员，擅自从事涉案财物价格鉴证的，其出具的鉴证结论无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无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不足2000元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价格鉴证机构有本条例第九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相应的资质证书。

第三十三条 价格鉴证人员有本条例第十条规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证书。

第三十四条 价格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涉案财物价格鉴证监督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委托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索取、收受回扣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二）应当采用随机选择价格鉴证机构的方法而未采用；

（三）故意提供虚假情况、资料或者非法干涉价格鉴证活动。

委托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鉴证结论无效，并按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关于协会组织的法律问题
----"龚建平黑哨案"的法律分析

韩荣和


[提要]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中国的协会组织对于新的经济条件显得不适应:中国足坛上出现了"龚建平黑哨案".笔者从此案中提出中国足协性质的认定问题:中国足协的法律特征和中国足协性质的法律分析.同时对主体的认定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推及中国协会组织性质的认定问题,新的法律已具备的必要的社会土壤.
[关键词] 协会组织 主体认定 性质认定
[案情]
2002年4月9日北京宣武区检察院正式逮捕龚建平,并以商业受贿罪提起公诉.9月16日被捕了四个多月的龚建平被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移送至宣武区人民检察院.10月16日北京宣武区检察院将龚建平退回宣武分局,认定此案需要补充侦察.
[评析]
中国协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市场经济的纷繁性使中国协会组织发展出现了急需解决的种种问题.其中"龚建平黑哨案"已到达矛盾的尖锐程度.以下将此案及其相关问题作为线索内容探求中国协会组织问题的法律解决途径.
一.经济转制过程中的中国足协
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中国足协的发展,我们应如何认识中国协会组织的一个缩影----中国足协呢？
(一) 中国足协的法律特征
首先,中国足协是社会团体法人(《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它不以盈利为目的,虽然开展了一些经营活动,但从中国当前足球发展状况出发(2002世界杯第一次冲出亚洲),并联系中国的国情,对于每年有十几亿投入的足球圈,财政无法全部划拨.因此必要的经营活动是为足球发展筹集资金的必要的方式.从民法的角度定论,中国足协应为事业单位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是从事非盈利性的各种社会公益事业的各类法人,包括从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公益事业的单位[1].事业单位虽然有的也取得一定收益,但属于辅助性质.因此中国足协的非盈利性与公益性,并涉及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决定了中国足协的事业单位法人属性.
其次,中国足协的作用,统一组织指导全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推动项目的普及和提高.经济时代的今天,体育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瞩目事业,各种国际性体育比赛已经趋于法律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体育事业也已被提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在一个国家中,体育运动一般都自成系统,有了它自己的运行机制,管理机制.如中国足协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足球协会,各行业足球协会及解放军相应的运动组织为团体会员组成的.同时中国足协对于各足球俱乐部的申请入会,裁判员的考核享有"法定"权力．中国足协的权力来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该法第二条规定:全国足球甲级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有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委员会组织和管理.因此中国足协的作用体系的二要素是法律授权性和国家公益性.
最后是中国足协的国家代表性,它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的奥运会项目组织,是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足球联合会和亚洲足球联合会的唯一合法组织.在国际足球组织中中国足协为中国的主权代表者.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足协具有国家性.任何国家或组织都不能非法剥夺中国足协在国际足球联合会的合法权益.
(二)中国足协性质的法律分析
在"黑哨案"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的适用争议上,足协是否为国家机关成了此案定性的关键问题之一.有的学者把国家工作人员理解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把国家机关延伸至准国家机关,如党政机关,政协等,其法律渊源是宪法中国家机构的范畴.[2]理所当然,刑法总则第九十三条所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应为准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指受国家机关领导,不实行经济核算,所需经费由国家划拨的部门或单位.如公立的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3]《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三条规定,中国足球协会是中华体育总会的团体会员接受中华体育总会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足协在章程中也明确提出不以盈利为目的,除了必要的经营活动为足球发展筹集资金,足协的一部分经费由国家财政支付.因此中国足协的法律定性是国有事业单位.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足球运动将进一步推向法治化的市场.
二．主体的认定问题
中国足协有选定、管理、监督甲级联赛裁判员的义务,包括在裁判员违反章程的处分和违反体育法律法规时的检举义务.因此可确定裁判员的中国足协工作人员身份.但并非国家机关或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受贿罪的应然主体.如以下案例:某国有钢铁公司取样工刘某,利用其负责钢铁公司外购生铁取样送检的工作之便,多次向河北省平山公司,山西省某实业公司等九家生铁单位索要或收受款物共计30多万元及日产松下录象一台.[4]该案刘某虽然是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但不是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主体身份不构成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论处.一般而言,国家机关或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国家工作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 行为人的工作行为必须是从事公务的行为.所谓公务即职务:职权的孪生.权力由法律法规授予,因此体现了公务人与权力的进紧密结合,于是产生了管理.权力指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5]而职责是职权与职务的结合体.所以权力、职务、职责的内在联系性要求行为人必须从事公务行为.公务行为从理论上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特征.
(1) 权力性.从事一定职能活动的人,为了职能任务的履行,必须由法律法规或有权机关的授权,而享有一定的权力.这是公务活动与劳务、业务的深层次的区别,公务行为具有国家公共利益性,而劳务、业务是经济领域的民事活动.
(2) 管理性. 即行为表现为领导、组织、协调具体的事务和关系.包括经济管理,政治管理和其他重要领域的管理.行政法意义的管理即服务,但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设想,需要时间和法制的完善去实现这一管理到服务的转化.反过来,现实中的服务性行为不能视之为管理的实现.公务行为是现实状态下的管理行为即公权力的实现.
(3) 强制性.受管理者有义务配合管理行为的实施,管理者的强制行为或许会引起局部利益的丧失,可是整体利益的国家代表性决定管理者公务行为的强制性.
(二) 行为人与国家之间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行为人的权力间接来源于国家,行为人对国家有直接的义务.行为人与国家的法律关系表现为:第一,雇用与被雇用关系.表现为行为人为国家的公共事业服务(并没有直接创造社会价值),国家用财政支付雇用金。第二，行为人享有国家保障的福利待遇，如奖金、公费医疗等。
归上,中国足协作为中国无数个协会组织的缩影,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它所反映的问题:协会组织性质的认定,协会成员性质的认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使笔者陷入了思考.
三．关于 "黑哨案",协会组织的思考
据金陵晚报报道,就"黑哨案"记者采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王公义研究员.王教授说,尽管龚建平是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逮捕,但他指出,虽然足球裁判不是国家公务员,可是社会国家授予起相当于这种权力的行为.因此"黑哨"应该适用"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次笔者并不是想借此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它尚未定论从理论上预测缺少现实意义.不过笔者对"黑哨案"提出一点异议:检察院以商业受贿罪提起公诉,但有关资料表明:在97刑法之前,1995年二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针对该决定的规定,实践中,罪名称商业受贿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对新刑法的规定,称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就这一点笔者认为司法的严肃性决定司法的统一性.
“黑哨案”已经引发了讨论，凸现出了法律问题，协会组织性质的认定，属于社会团体人呢，抑或是国有事业单位法人？协会组织工作人员受贿应适用受贿罪，还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或者适用其他罪名？但是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协会组织性质的认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协会组织在“计划”中产生，协调管理着国家权力不能直接触及的领域，比如“土豆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条件的复杂化和新事物发展的要求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协会，如“律师协会，“消费者协会”等．他们在市场机制中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为了适应市场化的要求有的协会走上了经营之道。协会组织以自己行业上的优势对社会的特定的领域实施着必要的管理行为。从他的行业优势来讲，协会组织被赋予了社会的职责，因此先义务便可得到国家权力的授予和资金的赞助。所以协会组织又具有“权力性”。此时协会组织成了矛盾体：市场性与权力性的结合。
法律问题将引发法律思考，法律思考将凝结成法律思想，法律思想的成熟将呼唤新的法律的出现。与次相似的司法实践值得借鉴；关于村委会组成人员的性质的认定问题曾是一个法律焦点问题，直至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第93条第2款解释》该解释规定村委会的组成人员在处理单纯的自治事务时不能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但当上述人员从事具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工作时，村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时列举了具体的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七项行政管理工作。该解释为此类主体的认定问题提供了法律先例。从法律发展的法理角度而言，狭义的法的继承已显出了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次不同的是，我国的协会组织立法尚处于几乎空白状态。在不断发展的经济条件下，协会组织逐渐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影响力足以使部分的法律资源倾斜于该领域。一部新法律的诞生便有了社会的土壤——《协会组织法》。
孟德斯鸠在对权力的思考时，下了一个定论：权力放在谁的手里都会被滥用。此时的“权力”是没有法律监督的欲望的天堂。所以没有法律环境的“权力”是产生专制或人治的根源。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法律背景下，协会组织以其行业的优势行使着国家的一定权力，在缺少法律监督与规制的状态下，协会组织的法律问题必然引起重视与思考。
我们的追求：市场经济与法治政治的协调发展；让权力与权利资源在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中显出第一要性。

[参考文献]
[1] 彭万林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 陈兴良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3] 刘家琛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年版
[4] 周振想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5] 商务出版社 1989年版


(作者单位: 山东财政学院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