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的较量 --兼论德治

宋飞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人们总觉得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而将人治、德治避而不提。最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从而使人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人治与法治之争着手，在理清了二者的关系之后，再讨论德治，以期获取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捷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抗击非典斗争引出对法治优越论的置疑，并联系江泽民的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主张，提出法治存有不足，人治法治各有所长，应从历史角度加以审视；第二至四部分是正文，分别探讨中西方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现代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治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主要介绍了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罗马帝国和中国封建社会、中世纪及近代西方、近代中国、前苏联和新中国这几大块的人治、法治之争。第五部分是结论，先总结前面的内容，提出人治与法治是可以结合的，并由此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作深入分析，主张德治与法治并无太大关系，德治是人治的主要表
现形式。

主题词：法治；人治；德治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always think that it is the best administration way to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men 、the rule of virtue be avoided without mentioning. Recently,Comrade Jiang Zemin put forward new opinion that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ity be combined together, making how relation of three deal with rule of men,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become a problem badly in need of solution of theory circle and practice circle . This article attempt to set about from the battle between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 after clarfy the relation of two,it is discussed the rule of virtue , in the hope of obtain a shortcut to solve this problem.The article divide into five parts altogether,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it is quoted from the struggle against SARS that there was an doubt of the theory of rule of law is superior, Getting in touch with the new opinion that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be combined together proposed by Jiang Zemin , it is proposed that rule of law having deficiency,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have their own strong points each , should be examined from the historical angle closely;Arrange from the Second to the fourth part is the maintext,it is probed in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under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me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ide in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cient times, Middle Ages, modern times) separately , Introduced the battle between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in ancient Greece and period forward to Qin, Rome empire and Chinese feudal society, Middle Ages and modern West, modern China,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New China.The fifth part is the conclusion, it is summarized above content firstly , proposed that rule of men and rule of law be combined, and therefore make a deep analysis on the new opinion that run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and running the country with morality be combined together proposed by Comrade Jiang Zemin ,and put forward that rule of virtue and rule by law have no big relation , rule of virtue is the main form of expression by rule of men.
Keyword: rule of men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目录
一、导论
二、古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古希腊的人治论与法治论 2、中国先秦百家对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二）实践
1、罗马帝国 2、中国封建社会
三、中世纪及近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中世纪托马斯等人的思想 2、启蒙运动时的思想
（二）实践
1、专制主义与资产阶级大革命2、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四、新中国与前苏联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维辛斯基等人的思想 2、中国的人治法治大讨论
（二）实践
1、前苏联的法治之路 2、新中国的法治之路
五、结论

一、导论
人治与法治谁优谁劣，向来存在争论。主张人治的人说，人与人不同，有一部分人因为得到了上天的授权，或者因为本身的杰出素质而取得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主张法治的人说，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彻大悟者能永远不犯错误地引领人们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走。在人治者眼里，法律是智者调度别人的工具，是统治者手持的利器；而法治论者则告诉人们，法律本身就是政治，它自己就代表着公平、正义、平等和自由，它要求一切人都平等地臣服于自己。
从表面上看，法治似乎博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但人治却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这两种治理模式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人治通过动员社会、任免官吏、立军令状、隔离观察等方式控制疫情，法治则通过对现有法规作出及时的修改、补充、解释消除隐患。人治与法治好比两个势均力敌的拳击手，谁也没办法轻易打倒对方。它们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新千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主张，这一主张被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理论界，法治论的统治地位受到置疑，德治、人治、法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开始困扰着人们的心灵。
本文试图从法治取代人治的历史进程入手，以自己不成熟的见解，澄清一些理论上的悬案，回答以上问题。在介绍若干人治论和法治论方面的专家学说和社会实践的同时，笔者也想指出人治与法治两种模式各自存在的利与弊，让读者看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确立是来之不易的。
二、古代中西方有关人治与法治的探讨
（一）理论
1、古希腊的人治与法治论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法学界认为那儿也是现代法治精神的摇篮。很多人一提到希腊，就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和雅典宪法。如果我们仔细审查那段历史，不难发现当时也存在人治与法治之争。
自梭伦变法之后，希腊趋向法治。但诸如雅典三十寡头政治的僭主现象，在当时各城邦还是时有发生。在古希腊的学术界，关于人治法治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尊重法律与尊重智慧，法律统治与智慧统治的相互关系极其优劣良莠问题。
“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崇尚法治的学者。他建议将最高治权（主权）寄托于“法律”，因为治权者寄托于任何“个人”，都难免感情的影响，“这就怎么也不能成为良好的政制”。因此“人治不如法治”(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2页注释[1])。朴素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也赞同法治，他倡导城邦法律，要求“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象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智者学派中的普罗泰戈拉同样主张保卫法律，但他又主张保卫风俗和传统道德，这可以看作是人治法治结合论的萌芽。古代原子论者德谟克里特明确提出法治与人治相结合的主张。他既告诫人们要遵守法律，又认为“优秀的人本性命定了来发号施令的。”所以“尊敬法律，官长和最贤明的人是适宜的。”(见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12、74、88页，北京，商务出版社，1964年版)。另一智者希庇亚则称法律是统治人类的暴君，这可以说是法律虚无主义的最早代表。
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时代，上述思想被继承并加以发挥。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因此统治者应该是有知识的治国之才。他把统治者比作老练的航海专家，而被统治的人民则相当于船的所有者及船上的一切其他人，他们都要服从于这个有知识的行家。他视帝王之术为最尊贵的才能，最高贵的才艺。其人治的一面展露的淋漓尽致，但他也重视法律，认为僭主政体不依法而依统治者的意志。他还指示人们前往“只需服从法律的城邦”去。为了捍卫雅典城邦法律的尊严，履行其认为应该履行的服从法律的义务，他宁愿接受不公的死刑判决也不越狱偷生。（1）从这一点看，苏氏的法治重于人治。作为苏氏学生的柏拉图，他受埃及等级制及好友“明君”阿启泰、狄翁的影响，在早期作品《理想国》中勾勒了一个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社会，并表示出对法律的不信任，认为“不停的制定和修改法律--来杜绝商业及其他方面的弊端”，无异于“在砍九头蛇的脑袋”。“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论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见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3、255页）到了晚年，由于现实经历的打击（主要是身陷囹圄和好友狄翁被害），其思想自《政治家》落笔时就从人治转向法治。到《法律篇》时，他开始认识到“人们必须为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并在生活中遵循他们，否则他们会无异于最野蛮的野兽”。但他仍觉得好的独裁者与出色的立法者相结合是最完美的，“法律和规则”只能作为“知识”的“第二种替代物” （见柏拉图著《法律篇》，张智仁 何勤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309页）。人治在柏氏心目中还是重于法治的。可他的得意门生却不赞同这种思想。亚里士多德从柏氏的法治理论入手，将其第二套治国方案加以吸收，提出了法律主治的思想。在《尼可马科伦理学》中，他提出“我们许可的不是人的统治，而是法律的统治“。在《政治学》中他进一步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他对这一命题加以论证后，又对法治的双重意义加以诠释：“对已成立的法律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但亚氏在承认“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的同时，并没抹杀人们尤其是政治家的智慧，认为“如果既是贤良政治，那就不会乱法”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8－171、199、271页)。他觉得有才德的人执政并由人民监督其依法治理的政体是最理想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柏氏存在相通之处。
2、中国先秦百家对人治与法治的论述
在中国先秦时期，思想界一度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再此，笔者打算从儒、法、墨、道四家入手，对中国历史上这四个影响颇大的学派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述进行分析。重点在儒家与法家。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主张人治，而法家主张法治。在笔者看来，并非完全如此。先从儒家说起，孔子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人治论者。他曾说：周文王、武王关于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和业绩，都记载在书本上。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能够执行文武之道的人，有了这样的人，国家就能治理好，没有这样的人，国家就治理不好。所以，他的结论是：“为政在人。”他还认为“政”、“刑”的效果有限，只有“德”、“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很多人以此就认为孔子崇尚人治，反对法治。但我们也不应忘了，孔子还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他并不是根本不要法与刑。孟子也被大众视为人治论的代表。人们经常引用他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并以此论证他是拥护君主专制的人治政体。但他所谓的“惟仁者宜在高位”是建立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而他实际上是一个贤人与良法并重的思想家。荀子是儒家集成大者，他一反孔孟的“人性本善”，提出了性恶论，但由于他提出国家的治乱决定于有没有贤人当政，而不在有无良好的法律，因此也被人们视为人治思想家。如果我们仔细研读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在发挥人的作用的同时，也充分估计了法对国家统治者的重要。如”法者，治之端也”；只要具备法治、佐贤、民愿、俗善四个条件就可以称王。他从法治和人治相辅相成的观点出发，着重阐述了人本思想，“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曾闻也。”（《荀子.王制》）再看法家，法家相信人性本恶并以此构建其法治理论。管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为法治、人治下定义：“以法役人谓之法治，以人役人谓之人治”，并认为“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虑于法之内也。动之非法者，所以禁止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子.明法解》）“上不行法，则民不从”。（《管子.法法》）“法律政令者，吏民之规矩绳墨”。 （《管子.七臣七君》）认为法律不光只管老百姓。基于这些言论，故有人视之为世界法治之鼻祖。（2）管仲一区区齐国之祖，真能称得上这一雅号吗？笔者认为不是，管仲也说过：“夫生于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可见，法律只是君主用来实现“人治”国的一个手段。法家的后期代表，其法治思想远远逊色于管仲。但人们仍以商鞅、韩非为例，认为法家主张的是法治。商鞅的确曾劝告国君要“不贵义而贵法”，“任法而治”，但他也并不根本不要礼与德，他说：“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私”（《商君书.更法》）。韩非曾提出一系列“法治”口号，如“以法为本”，“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不务德而务法”，“明主治吏不治民”，“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子.忠孝》）但他和商鞅一样，都难以摆脱管仲法律工具论的影响。商鞅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韩非则将“法”视为“帝之具”。（《韩非子.定法》）由此可见，儒家重人治，也不忽视法治；法家重法治，也不轻人治。
以下，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墨家和道家。墨子提倡“尚贤”、“尚同”，“尚贤”就是推崇贤人之治，这里的贤才不仅要具备孔子要求的“德”，还要拥有墨子补充的“才能”，也就是要德才兼备。“尚同”就是要求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这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手工艺人、小生产者渴望天下一统的迫切愿望。墨子的这两项主张都是基于性恶论而产生的。表面上看，他的思想不被统治者接受，实践却贯彻了他的意图（见《墨子与中国文化》，张守义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76－77页）。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则提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庄子又提出：“殚尽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议论”。人们通常将此视为法律虚无论，实则不然。（3）老庄主张的“道”代替了“法”，而“道”只有通过人才能修成，因此也是一种人治。自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中人治成份比重很大。

[摘要] 随着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交通肇事这一马路杀手给人类带来的损失急剧攀升，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一直以来，由于其极高的发生频率，在实践和法律法规上备受关注，其“逃逸”问题更因主观、客观等方面的复杂性而颇有争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在社会各界再度掀起讨论的热潮。本文针对刑法中交通肇事逃逸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文中首先阐述了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其次，讲述了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最后，介绍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处罚。

[关键词]：交通肇事 逃逸 刑罚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与日俱增,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其如此频繁发生的原因，从主观上讲，一是法制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二是道德修养不高，缺乏职业道德。从客观上讲，一是物质生活水平较低，害怕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二是法律、法制宣传普及工作做得不够；三是我国目前的交通管理尚存在一些问题；四是对交通肇事逃逸的打击缺乏力度。鉴于其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规定了交通罪，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理交通肇事逃逸的刑事案件专门作出了司法解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和处理仍然存在争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仍然急需完善，因此,深刻认识和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危害性,严厉打击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有效遏制交通肇事逃逸事件的发生,从而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交通环境,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迫切要求。本文主要对交通肇事罪的逃逸的几个问题进行以下探讨。

2.交通肇事罪概述

2.1交通肇事罪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交通肇事罪规定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2.2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交通肇事罪属危害公共安全罪范畴，其构成要件如下：
1.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是指具体从事公路交通运输和水路交通运输业务的人员以及同保障交通安全具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包括具体操纵交通运输工具的驾驶人员、交通设备的操纵人员、交通运输的安全管理人员；非交通运输人员是指交通运输人员以外的一切人员。
　2.客体。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交通运输安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其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3.主观方面。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而言。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有可能是明知的，如酒后开车、 超载、 超速等，但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属于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
4.客观方面，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3.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界定

3.1交通肇事逃逸的含义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含义，学界曾一度颇有争议。有学者将其定义为：[1]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交通事故后，对于受害人或受损毁的财物未作必要的抢救或处理或未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擅自逃离现场，使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无法确定和追究的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没有颁布司法解释之前，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并无统一标准，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标准只有公安机关关于1996年颁布的对交通肇事的相关规定：驾车逃离现场或者弃车逃离现场的行为。按照这种规定来认定交通肇事逃逸，其优点是直观、简单，但是，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罪过形式是要求主客观相一致，可公安机关的规定只是强调了客观行为，没有注重考查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如果一味按照该规定执行，会造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从而导致错案的发生。我们可以假设如下这样的一个案例，被告人甲交通肇事将路人乙撞成重伤，肇事后乙在场的的朋友丙立即对其进行了救治，而甲害怕被乙朋友丁等人殴打就驾车逃跑，在逃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甲打电话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主动投案。这种情况如果按照公安机关的有关规定，乙驾车逃离现场，就属交通肇事逃逸，但这种认定方法没考虑到行为人主观意图并无逃逸的故意，显然这种认定方法是偏离立法本意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对此作了详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规定，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即指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有以下情形：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以下五种情形：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目前，针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判断依然是采用《解释》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仍有失偏颇。从解释的内容不难看出，“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行为人是为逃避法律的追究而选择逃跑，《解释》把逃逸的目的完全界定在逃避法律追究上，而把救助被害人的事情放在一边，不加叙说。这就很可能让人理解成作为立法者在立法时首先想到的是防止肇事者逃避法律的追究，而不是去救助伤者，就存在颠倒立法本意之嫌。笔者认为，刑法之所以规定了交通肇事逃逸的加重处罚，其首要目的是为了敦促肇事者及时救助受伤者，而非督促肇事者不要逃避法律追究。支持这一论点的理由主要有：
①从肇事者逃逸的动机来看，现实生活中，肇事者逃避的追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逃避法律的追究，二是逃避救助伤者的作为义务。甚至有的肇事者是以逃避救助受伤者为主要目的。因而，在逃避的目的上，将逃避救助义务撇在一边，只强调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在立法技术上是不科学的。
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讲，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抓住事情的主要矛盾。面对眼前躺着的身受重伤的受害者，肇事者是选择去救治伤者，还是选择先去自首不逃避法律的追究呢？答案很显然选择前者。因此，当肇事者逃跑时，他首先未履行的是救助伤者的义务，其次才是去投案自首的义务。
③从刑法的目的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身负两种义务，一是救助伤者的义务，二是接受法律惩罚的义务。国家惩治犯罪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犯罪分子和其他人警醒，让大家知道触犯法律的严重后果，从而更好的保护人民人身财产安全，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护人民。既是为了保护人民，就不能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耽误救助伤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释》把“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目的限定在逃避法律追究上是不太准确的。否则就很可能会出现以下荒唐的案例：一是肇事者肇事后并未离开现场，但是，肇事者就在现场站着袖手旁观，不采取任何救助措施，，按照《解释》的规定，他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也就不会加重处罚，显然，这是极不合理的。二是，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将受害者送往医院抢救之后再行逃跑，或者拿出经费委托他人佯装过路人救助伤者，自己逃逸。此种情况下，肇事者虽然逃逸，但他救助了伤者，其危害已明显降低，但其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仍然要加重处罚，如若这样就会给后来者造成一种心理的极度不平衡，救后逃逸与不救逃逸都要加重处罚，倒不如不救，就会造成更多的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显而易见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含义应定为：行为人具有该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情形之一（均系构成基本罪的条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未履行救助伤者的义务的行为或尽管未逃离现场但不履行救助受害者义务的行为。只有上述情形出现，才应加重处罚。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是行为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其次，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否则不应认定为“逃逸”。再次，被害人需要肇事者的救助，并且肇事人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如果被害人当场死亡，或者被害人没死但已经由他人救助了，就不能认定被害人需要肇事者的救助。另外，在交通事故中，肇事者没逃离现场，但也不同程度的负伤，没法去救助受重伤者，就不应认为其应加重处罚。
3.2交通肇事逃逸的性质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罪后表现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跑和受重伤的被害人后来死亡，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死亡是重伤后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肇事者的不作为对被害人可能进一步引起的后果可能有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但这一心态没有与进一步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没有独立意义，或者说，逃逸的实质是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使肇事结果进一步加重的条件；[2]二是“独立行为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独立的犯罪行为，因此应实行数罪并罚或者按吸收犯处理；[3]其三是“分别情况说”，认为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后逃逸并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是在过失支配下进行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新的放任的故意支配下进行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4] 在交通肇事逃逸的场合，肇事者的逃逸即可能表现为单纯的逃逸，即把被害者留置在现场、放任不管、径自离去的情形，也可表现为“置”之后再逃逸。因此，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既不能只强调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也不能只看重行为人的罪后表现，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如果是在先前的过失肇事的心理支配下逃逸的行为，则是一种罪后表现，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在肇事致人重伤的情况下，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又介入了其他加害行为后逃逸，如将被害人移入偏僻处或抬进驾驶室不送医院抢救而放任其死亡结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该逃逸行为就构成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 笔者认为，“分别情况说”根据不同案件中行为人的具体犯罪心理分情况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应当说更加科学。因此，认定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要求，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来具体认定其是否属于独立的犯罪行为。
3.3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一个主客观相一致的行为，即行为人除了必须具有逃逸的客观外在行为方式及其逃避救助义务外，同时还必须具有逃逸的故意，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表明逃逸行为的心态只能是故意，如果仅仅具备离开现场的外部特征，而不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则不能认定为此处的“逃逸”。所以认定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必须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首先，认定逃逸存在一个前提条件，即行为人对肇事事故应是明知的。如果行为人对肇事事故不明知，而驾车继续行使，主观上没有恶性。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只是在进行正常的驾驶行为。所谓的“逃逸”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对于这种驶离现场的行为以逃逸论处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典型的客观归责，无论从刑事立法基本原则还是从司法公正角度出发都是不适宜的。当然，这里的“明知”并非要求肇事者对于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有着具体的明知，只要坚持主客观统一的原则，对于肇事存在概然性、可能性的明知，就符合要求。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笔者这里所说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如果行为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而装作不知道，逃离事故现场的，仍应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其次，逃避抢救义务以及其后逃避责任追究。一般情况下，逃逸者不履行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的动机是重合的，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并不逃避抢救义务但尽可能地逃避肇事责任追究或者不履行抢救义务但并不逃避责任追究这种单一动机的情况，前者如甲驾车将被害人撞成重伤后，将被害人尽快送到医院，但之后一走了之的情形，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不应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后者的行为很可能使受害人蒙受更大的损失，故应按照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处理。《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把“逃逸”的动机仅仅归结为“为逃避法律追究”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而且也如前文所述，它与立法本意相悖。实践中有时发生这种情况，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在事故场受到被害者亲属围攻，因害怕殴打报复，暂时躲避，或者在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害怕家属殴打报复、而暂时躲避，事后又主动归案。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害人亲属等由于一时冲动的非理性的悲愤情绪而对肇事者实施殴打报复的情形，并不少见。[5]这种情况下肇事者的临时躲避行为要与逃逸相区分，在事故现场肇事者因为害怕遭受到受害者或者受害者亲属等人的殴打而逃离现场说明肇事后现场就有人，而且按常理，在场的人肯定会及时抢救伤者，事后又主动归案的，肇事者并未逃避抢救和责任认定，这种行为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论处。肇事者将受害者送到医院抢救，害怕家属殴打报复，暂时躲避，事后又主动归案，肇事者已履行了抢救义务，又不逃避责任，亦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4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处罚
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处罚由于各国对其性质的观点不一，所以其处罚也不尽相同。一些国家将这种逃逸行为单独定罪，如德国刑法典第142条规定交通肇事参与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完成下列行为之前离开肇事现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1)为有利于其他肇事参与人和受害人，应说明自己的身份、车辆情况，或该个人的行为与事故有关而应陈述已证实其身份、车辆和参与方式，未说明或陈述就离开的；(2)在没有认证之前，根据实际情况应等待相当时间，未等待就离开的。瑞士刑法典第128条规定：具备下列行为之一的处监禁或罚金刑：(1)对其受伤害的人或直接处于生命危险中的人不予救助，而根据当时情况行为人可以救助的。(2)阻止他人为此等救助或妨碍他人进行救助的。再如俄罗斯刑法典第265条（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罪）规定：“驾驶交通运输工具并违反交通运输工具道路行车或使用规则的人员，在发生本法典第264条规定的后果时，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处3年以下的限制自由，或处6个月以下的拘役或处3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
从前述可见，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一般规定以交通肇事逃逸罪、不救助罪或保护者遗弃罪论处，然后与交通肇事罪进行数罪并罚。我国刑法没有将逃逸行为单独入罪，而是把这种逃逸行为当成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