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颁布施行《福建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的公告
闽常[2005]20号
　　《福建省森林资源转让条例》已由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5年9月29日修订。现将修订后的《福建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予以公布，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9月30日

福建省森林资源流转条例
（1997年7月30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5年9月29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森林资源流转，保护森林资源流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林业改革与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森林资源流转是指森林、林木，以及林地使用权全部或者部分，依法由一方转移给另一方的行为。

　　森林资源流转可以采取承包、拍卖、招标、协议或者其他方式进行，但国有森林资源流转应当采取拍卖或者招标的方式进行。

　　改变林地用途的林地使用权流转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森林资源流转应当有利于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不得损害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森林资源流转应当遵循合法、自愿、公开、平等、诚信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资源流转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流转范围和程序

　　第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权属明确的下列森林资源可以流转：

　　（一）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

　　（二）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使用权；

　　（三）不在公益林经营区内的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的使用权；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以流转的森林资源。

　　第六条　国有森林资源流转及其流转方式应当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集体森林资源流转及其流转方式、流转保留价等，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集体林地使用权流转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还应当报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林地使用权的流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或者权属共有的森林资源流转，应当依法征求合资方、合作方或者权属共有方的意见。

　　第七条　国有森林资源流转应当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

　　集体森林资源采取家庭承包方式流转的，是否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集体森林资源采取拍卖、招标、协议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评估价可以作为森林资源流转保留价。

　　其他所有制的森林资源流转是否进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由其权属主体自主决定。

　　第八条　委托拍卖企业拍卖森林资源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非委托拍卖企业拍卖森林资源的，应当在森林资源所在地的林业、监察等有关部门的监督下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出让方在森林资源流转前七日发布公告；公告一般包括拍卖标的、拍卖形式、竞买者条件、竞买者登记期限、竞买时间、竞买地点等内容；

　　（二）竞买者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向出让方登记，领取有关资料；

　　（三）出让方审查竞买者条件；

　　（四）符合条件的竞买者不得少于三个，并应当在向出让方交纳保证金后参加竞买；

　　（五）竞买的价高者为受让方，但最高价不得低于保留价；受让方应当当场与出让方签订流转合同；其他竞买者交纳的保证金，由出让方当场如数退还。

　　第九条　招标流转森林资源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协议流转森林资源的程序：

　　（一）流转双方依法协商；

　　（二）流转双方签订流转合同。

　　集体森林资源采取协议方式流转的，应当接受村务监督小组的监督，其流转价款不得低于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价。

第三章　流转管理

　　第十一条　森林资源流转合同应当包括以下主要条款：

　　（一）流转双方名称；

　　（二）流转的森林资源的林种、树种、林龄、地点、面积、四至、蓄积量或者株数；

　　（三）流转价款、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

　　（四）森林管护责任、风险承担；

　　（五）流转期限、用途和更新造林责任；

　　（六）违约责任；

　　（七）争议的解决方式。

　　第十二条　森林资源流转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七十年，再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原流转的剩余期限。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森林资源流转后，流转双方向森林资源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林权变更登记的，受理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七日内审查完毕。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二十日内进行变更登记，但国家规定需要公示的，从其规定；不符合条件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申请森林资源变更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所流转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林权证；

　　（二）流转双方依法签订的流转合同；

　　（三）依照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批准或者同意流转的相关文件、决定、决议或者协议书；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应当由具有相应评估条件的机构进行。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的条件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受让林木的采伐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采伐量应当纳入所在县（市、区）森林采伐限额。

　　第十七条　森林资源流转合同规定的更新造林责任方在林木采伐后，应当于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迹地更新造林，并通过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的造林质量验收。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建立森林资源流转信息库，及时发布森林资源流转的供求信息，并为流转活动提供指导和服务。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建立森林资源流转市场。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二条规定，进行森林资源流转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予办理林权变更登记。违反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还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组织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条　受让方未按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与出让方签订流转合同的，取消其受让方资格，所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造成出让方损失的，受让方应当赔偿损失。出让方不按规定与受让方签订流转合同的，应当如数退还保证金；造成受让方损失的，出让方应当赔偿损失。

　　第二十一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其评估结果无效，并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该评估费用二至四倍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流转当事人弄虚作假、操纵拍卖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该森林资源流转价款总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罚款。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流转双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徇私舞弊、行贿受贿、贪污挪用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费用标准，由价格管理部门依照《福建省定价目录》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



试论“辩诉交易”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前言：
　　辩诉交易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颇为流行的一种制度，又称辨诉谈判（Plea Negotiation），辨诉协议（Plea Bargaining）（Plea Agreement），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换取不起诉或者较轻刑罚的协议。辩诉交易的方式主要有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种。对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或其他合作；其二是为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



　　在我国当前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取证难。由于现阶段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出隐蔽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且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侦查人员获取犯罪证据困难重重。这使得侦查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英美法系一种很有实用价值的诉讼制度：辩诉交易。但是，如果采用“拿来主义”，将闪现着功利主义色彩的辩诉交易制度照搬到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来，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导致移植失败。如何将辩诉交易本土化，削弱其负面影响，使之为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活动服务，就成了移植的关键所在。在本文中，笔者仅就移植的必要性、与审查起诉阶段辩诉交易的区别、适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几点设想略作陈述，以期能够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一、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引进辩诉交易之必要性
1、有助于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辩诉交易从表面上看，减轻了对一些犯罪分子的处罚（如共犯、行贿人等），似乎有放纵犯罪之嫌；但若无这些知情人的配合，侦查人员侦破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更是难上加难。将“减轻知情人的处罚”与“无法侦破重大案件”这二者的危害性两相权衡，显然前者，也就是辩诉交易更有助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2、有助于取得案件关键证据，推动案件的侦查进程，避免因证据不足导致的失败风险。现在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隐蔽，犯罪分子的心里防线也越筑越厚，如果没有知情人从中协助，很难打开案件“突破口”。问题是知情人多半也是参与者，如果不能打消知情人“举报别人就是害了自己”的顾虑，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协助。在证据要求日益严格的今天，证据的缺乏足以导致整个案件的流产，令侦查人员为之扼腕叹息。
3、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本意。在辩诉交易相对人①的积极配合下，侦查人员能够更好地发现犯罪，进一步深挖案件真相，尽可能“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在这一点上贪污贿赂犯罪与普通的刑事犯罪不同。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无罪之人为了免受牢狱之灾，可能会违心认罪换取缓刑；但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由于案件主体的特殊性，证据的复杂性，损失的客观性及牵涉人员的广泛性等种种因素，将“无罪之人认罪”这种几率降至最低，弱化了辩诉交易在这方面的缺憾。
4、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国有资产。贪污贿赂犯罪侵害的利益均为国家利益。侦查人员侦破的案件越多，越能挽回国家损失。辩诉交易的实施会有力的促进一批大案要案的侦破，有利于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流失。
5、辩诉交易的实施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辩诉交易，侦查人员缩短了办案时间，提高了线索成型率②，大批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成功侦破，提高了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震慑了蠢蠢欲动的“边缘人”，促进了群众举报犯罪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的良性循环。

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阶段与起诉阶段虽然同属于刑事诉讼法范畴，但这两阶段的辩诉交易有很多不同之处。
1、二者的适用目的不尽相同。在起诉阶段适用辩诉交易③，重点是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侧重于程序方面；而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主要是为了寻找能够定罪的证据或线索，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认定。
2、二者适用对象不完全一样。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相对人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而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的辩诉交易相对人多是未被立案侦查的人。如行贿方转作污点证人；知情人接受侦查人员“对其其他问题不予追究、曝光”的协议，提供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等；
3、二者交易的事项范围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事项多为案件本身，即以认罪换取较轻的处罚；而侦查阶段的交易事项则不限于案件本身，可以是相对人的其他犯罪行为、其他违法行为（如嫖娼行为）或是违纪事项（如违规安排亲属工作），范围比起诉阶段要广的多。
4、法律后果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可以适用“从轻、减轻、免除”等法定的减轻刑罚的手段，同种案件的辩诉交易结果很可能因辨诉双方的辩诉协议不同而不同；而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一旦达成，多为不追究法律责任（如行贿方积极配合，以换取对其不予追究），否则辩诉交易相对人将疑虑重重，不肯配合，不能达到辩诉交易的预期效果。
5、监督权归属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由法院监督，对案件的程序性和实体性都进行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则对辩诉交易结果不予承认；而侦查阶段的某些辩诉交易是以“不立案”或“不揭发”④为结果的，这种辩诉交易天生缺乏外部的监督机制，容易滋生其他问题（如侦查人员徇私枉法）。

三、在侦查阶段适用辩诉交易的一些问题。
1、辩诉交易是否会引起一些相对人对辩诉交易的曲解，导致辩诉交易的滥用。辩诉交易原本是一种为了侦破案件而采用的权宜之策，但是如果侦查人员控制不当或过分依赖辩诉交易，很可能会导致相对人将辩诉交易当成法宝，不讨价还价就不作证、不坦白，这对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十分不利。如何平衡辩诉交易的积极影响与负面影响的相互关系，是适用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2、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应如何界定。辩诉交易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应用非常广泛，大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但是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不可能以大量牺牲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来换取司法效率的提高，这就需要对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否则，侦查人员很可能会对用于交易的、超越管辖权犯罪案件的危害性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为了认定几万元的受贿罪，而用走私百万元的犯罪事实进行“不予追究”的辩诉交易。这无疑违背了适用辩诉交易的本意。
3、辩诉交易的效力问题。在现阶段，侦查人员如果与某案件的从犯达成“不予追究”为结果的辩诉交易，多半会被公诉部门或法院以“遗漏了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为由而否定。这样就使侦查人员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辩诉交易相对人会指责检察机关的出尔反尔，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侦查人员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只能冒着“两个嫌疑人都定不了罪”的危险而对两个犯罪嫌疑人不分主（犯）从（犯）均立案侦查，法律效果可想而知。如何让辩诉交易的结果得到起诉部门及法院的认可，是辩诉交易在侦查阶段适用时的又一大障碍。
4、辩诉交易由谁有效监督的问题。失去监督的权利必然会孳生腐败。如果对贪污贿赂阶段的辩诉交易权不进行有效的约束，必然会被某些人利用，那时就会出现“抓小（额）放大（额），抓从（犯）放主（犯）”等奇怪的现象。还有，侦查工作的秘密性又导致案件知情范围很小，直接影响辩诉交易的透明度。一个长期有效的监督制度是辩诉交易正常发挥作用的保证。

四、关于适用辩诉交易的几点设想：
1、在贪污贿赂案件侦查阶段推行辩诉交易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作基础。法制环境是透视一个国家执法水平的窗口。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实行辩诉交易的大前提。从经济建设水平到法制建设进程，从侦查人员的执法理念到执法素质，只有达到较高水平的地区和人员才具备执行辩诉交易权的必要条件。建议先在适宜的地区进行“贪污贿赂案件侦查辩诉交易”试点工作。
2、辩诉交易的适用尺度要把握好，从制度上防止辩诉交易权的滥用。
（1）启动辩诉交易程序的规定要明确，须为“确有必要时”才可使用，并对“确有必要”做出详细规定。笔者认为“确有必要”应当至少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交易目的必须为获取定案的关键证据；第二，被交易事项在量刑上，社会危害性、社会影响等方面，必须远远小于当前案件可能获得的刑罚、社会危害性及社会影响等（需要综合考虑）。
（2）辩诉交易主动权要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防止相对人“反客为主”，使侦查活动陷入被动。
（3）以“超越管辖权的案件”为辩诉对象换取贪污贿赂案件证据时，应有更严格的范围限制。侦查人员进行辩诉交易前要反复掂量孰轻孰重，要从大局出发，杜绝“部门本位”思想。
3、对辩诉交易结果的效力须出台法律法规予以认可，以维护侦查人员做出承诺的公信力。另外，对辩诉交易结果的效力范围也应有明确规定，即仅限于当次案件有效。今后再经他人（包括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举报的线索、证据，侦查（或有权查处）机关进行调查不受此次辩诉交易的限制，即辩诉交易相对人仅具有一次“侦查豁免”。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有些人将辩诉交易当作自己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4、侦查人员要注意利用各种手段巩固辩诉交易的效果。辩诉交易只是一种获取证据的手段，侦查人员并不能完全依赖辩诉交易的结果，必须用各类证据对辩诉交易得到的证据（或证言）一一加以印证，形成牢固的证据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辩诉交易的效果。
5、对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要给与适当监督。在这里，监督的重点是“适当”二字。一方面要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督，但另一方面监督范围又不宜过大，以免过分束缚侦查人员手脚。笔者认为：在内部以主管检察长审批为最佳；外部以上一级检察院的职能部门进行单线监督为宜，特别重大案件的辩诉交易层报省级检察院备案。
6、在辩诉交易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首先，辩诉交易相对人进行辩诉交易必须是自愿的；其次，侦查人员要让辩诉交易相对人充分了解交易后果；还有，就是要让辩护律师⑤从嫌疑人的利益出发，认真分析接受协议和接受审判的利弊，从而帮助犯罪嫌疑人做出明智的选择。

① 辩诉交易相对人，指与检察机关进行辩诉交易的人员。如犯罪嫌疑人本人、同案共犯等。
② 线索成型率，指从举报中心转来的、经过初查能够立案侦查的线索占总线索的比率。是衡量贪污贿赂工作的一个指标。
③ 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报道，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我国首例采用“辩诉交易”结案的案件。合议庭根据公诉机关向法院递交的辩诉交易申请，重点就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程序性和实体性审查，当庭予以确认。此案从开庭到宣判仅仅用时二十五分钟。
④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例：某案件知情人对案件情况闭口不谈，但当侦查人员抓住其有嫖娼行为时，他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言明只要不把他的嫖娼行为移送单位处理，他什么都愿意配合。综合考虑之后，侦查人员同意了他的请求。这就是一例典型的以“不揭发”为结果的辩诉交易。

⑤ 这条主要是针对犯罪嫌疑人为相对人的情况而言。因为律师从经济收益上考虑是不愿意进行辩诉交易的。如果案件开庭，律师将能拿到更多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