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教育部


国家民委、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民委发[2000]1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宗)委(厅、局)；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宗委、教委：
《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已经两部委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民委
　　　　　　　　　　　　　教育部
　　　　　　　　　　　　　　 二OOO年七月二十八日

　　　　　 关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优势”，这“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55个少数民族有l亿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以上；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部国土面积的64％；我国2.2名万公里陆地边境线，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全国绝大多数市、县都有两个以上民族共居。
　　现阶段，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且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发展的经验表明，依靠科技和教育，从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人手，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发展职业教育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要而有效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成效显著、示范性强的骨干职业学校，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民族职业教育不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到1997年，我国西部大部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中等职业学校年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比例低于50％，总体数量、规模相对较小；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学校布局、专业设置以及办学形式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民族地区忽视职业教育的现象还程度不同地存在，其办学规模、办学条件、教育质量、办学效益需要进一步提高。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号召，将对我国跨世纪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科教兴国的落实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动力。
　　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是众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要顺利地进行西部开发，必须培养各类人才，提高广大劳动者素质，这也要求加快发展民族职业教育。要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坚定信心，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加快职业教育发展步伐，努力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坚持为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办学指导思想改革和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既要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现阶段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尊重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努力探索符合民族特点和民族区域特点的发展路子。
　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在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必须结合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加强民族团结、民族政策教育，引导学生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
　　培养和造就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居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要始终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宗旨。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需求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核心，逐步建立起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突出，结构优化，层次完善，布局合理的民族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能够主动适应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具有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要在现有乡镇文化技术学校和农村实用技术推广站的基础上建立职业教育培训网络，逐步做到每一个乡镇的教学点都有卫星接收设备和完整的电教设备，力争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使初中阶段的毕业学生普遍掌握一两项脱贫致富的实用生产技术。在经济相对较好地区使农村初：高中阶段的毕业学生普遍掌握适应农村产业化需要的生产技术，使之获得“绿色证书”，适应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和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需要；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要继续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举的制度，逐步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人制度，使城镇劳动力先培训、后就业。
　　到2005年，要使民族地区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比例达到50％左右，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要超过50％；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兴办了批骨于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一般每个县(旗)应首先办好一所。在人口特别稀少和居住分散的地方也可每个地区(盟)办好1—2所，在个别条件好的地区（盟)、县（旗)可办好国家级或省级重点1-2所，以发挥骨干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在人才培养、科技推广、生产示范、信息服务、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三、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办学路子
　　围绕科教兴国战略在民族地区的实施，坚持“因地制宜、按需施教、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积极探索适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
　要加强职业教育与科技、经济的结合，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同的地区分别确定不同的发展规模、速度、目标和模式，使职业教育与科技；经济的发展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在城市要加强教育与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强校企合作。职业教育要积极开展转岗、转业培训，参与实施再就业工程，主动为促进劳动就业服务。
　要实行三教统筹，综合考虑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比例和结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合理调整学校的布局结构，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在专业设置上，要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需要’重点保证资源开发及支柱产业发展的需求。在农村要进一步把职教和扶贫结合起来，使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与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有机地衔接配合起采，使智力开发、经济开发、扶贫开发和，“星火”、“丰收”、“燎原”计划项目的实施能统筹兼顾，相互促进。要坚持多层次、多规格、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的培训网络。根据现阶
段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水平，职业教育应以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为重点，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三加一”、初二分流；四年制初中等），广泛开展职前职后的各种职业培训，适当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要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结合，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结合；学年制与学分制结合，允许学生分阶段完成学业。
　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加强针对性和适用性，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和实用技术的训练，同时实施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品质和创业能力，造就一大批“学得好、用得上、留得住”的、能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方面起骨干作用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中等专门人才。加强与乡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技推广站的合作，形成职业教育培训网络，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效益。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录像；互联网络等先进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远程教育，逐步建立覆盖民族地区的信息、技术、教育一体化的综合性立体网络。使教育资源能直接有效地服务于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有效地降低民族地区由于环境、交通等自然条件造成的教育上的高成本；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充分调动行业、企业、集体、个人兴办和支持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按照《职业教育法》的要求，进一步把各方面的职责具体化，落实企业承担对本单位职工和准备录用人员实施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要积极鼓励和支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兴办和支持赞助职业教育，推进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提倡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形成合力，营造促进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发展的良好氛围。
　要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职业学校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资源结构，充分发挥职业学校在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贯彻产教结合的 原则，大力发展与教学需要相适应的校办产业，促进学校与学校、学校与社会产业单位联姻，组建各类产业的生产经营联合体，走以产促教、以产养校的路子
四、进一步制定、完善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有关政策和措施
　要推进现有招生制度、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积极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就业准人制度。对中等职业学校农、林、牧等类专业实行“宽进严出”的政策，凡取得初中毕业文凭者，可不限年龄免试入学，学习期满，考试合格者发给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
建立健全地(盟)、县(旗)、校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职业学校毕业就业指导服务机构，对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咨询、指导和推荐服务。实行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并优先聘用获得双证的职业学校毕业生。继续健全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和完善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办法，明确对各类劳动者的岗位要求，坚持实行“先培训后上岗”的就业准入制度。
　 要采取多种措施，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经费投入机制和保障机制。各地在保持与普通学校同样拨款水平的基础上要逐年增加投入、中央拨给各省、自治区的城乡职教补助费，要划出适当比例用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用于职业教育的经费在地方财力中所占的比例要逐年提高，并在职业教育征地、基建、购置设备、毕业生就业等方面给予必要照顾；各级民委要安排一定经费支持职业技术教育；要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的办学经费，对某些办学成本高的专业可适当提高学生的收费标准，也可通过合适的途径，争取社会力量捐资助学或部门支持办学等；在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上，要严格制度，加强管理，建立健全民族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监督机制。
　 要加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和职业教育管理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利用国家重点建设的50个职教师资培训基地和部委、地方所属的高等院校或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更多地承担为民族地区培训职教师资和管理干部的任务。要制定优惠的政策，吸引和留住更多高水平的教师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使中等职业学校的师资基本达到任职资格标准，逐步建立一支专兼结合、数量足够、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双师型”职教师资队伍和职业教育管理干部队伍。国家在制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时，要安排一定的名额对口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鼓励优秀
高中毕业生定向报考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制定具体措施，吸引更多普通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到中等职业学校任教等。要实行专兼结合，面向社会公开选聘职教教师的用人制度，把部分科技人员、能工巧匠充实到职教师资队伍中来。
　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加强专业结构、课程结构的调整，制定并实施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材建设规划。针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类型、经济结构的现实需求及语言环境，组织并指导开设、编写具有当地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和相应的教材。
　积极开展与东部发达地区间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促使经济扶贫与智力扶贫更有效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大现有的省与省之间职业教育对口支援的力度。已建立合作关系的省、自治区应鼓励双方的地区与地区、学校与学校之刚加强合作，结成对子，共同协商合作的内容、开发的项目，走智力扶贫、共同开发、互惠互利、良性互动的路子。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将认真总结交流与合作的经验，评估、表彰取得显著成效的典型。
　五、加强宏观指导与统筹领导，推动职业教育更好地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
　 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指导。教育部、国家民委将适时研究制定民族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划、政策、措施，并认真检查各地落实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给予指导、解决。
　 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统筹领导伪力度；民族地区各级地方政府要把职业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制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的协调领导机构，做到各有关部门职责分明，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承担发展民族职业教育的重任。
　 建立健全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督导评估制度。民族地区各级政府教育督导机构与各级民委要依据《职业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各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有计划地开展民族职业教育的督导评估工作。县(旗)可以每两年一次对职业学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条件、办学质量进行评估，促使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成效，真正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加强职业学校的领导班子建设，大胆提拔和使用懂教育、懂经济、懂管理，德才兼备、开拓进取的人才，同时要深入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积极推行校长负责制、教职工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和后勤管理社会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职业学校的整体功能和效益。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问题研究

吕忠梅

一

长江流域地处我国中南部，它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干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十一个省（市、区）注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支流伸伸展到甘肃、贵州、陕西、河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八个省（区）。流域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长江流域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发达。长江流域水资源特性突出：它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1070毫米，但时空分布不均匀；长江水量巨大，占全国径流总量的35%，是黄河水量的20倍，且径流年际变化不大，但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匀，年内分布不均匀。

长江流域资源的基本状况及其特征是长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对象属性，也可以说是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的前提条件，立法的必要性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一）长江流域水资源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要求对其水资源保护问题予以充分重视

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开发利用，水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要素，与其它环境要素和资源都息息相关，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地理环境、地质环境、海洋环境、生物环境与之进行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将它们连接为不可分的环境整体；水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是一切生产活动都不能离开的重要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水资源不仅与森林、草原、生物、土壤、矿藏等资源息息相关，而且是一定区域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基础要素。因此，可以说，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与长江流域水资源丰富直接相关，对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一切规划与设想，也都是建立在长江水资源的基础之上的。的确，在长江流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丰富的水资源伴随其间的其它资源为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开发利用资源、迅速发展经济的各种契机。但是，一切规划和设想为我们描绘的美丽蓝图都是建立在长江流域资源可永续利用的前提之上的，如果没有充足的水量或符合人类生存需要和经济发展要求的水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或是一纸图画而已。而要真正实现这些设想，就必须对水资源有充分的认识。

一方面，水是不可替代的资源，在当今，水荒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工业发达国家中，当年总用水量超过河川总径流量的15%时，就会出现水荒和农业干旱。我国河川年总径流量约为26300亿立方米，到2000年总耗水量将达到13000亿立方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我国从70年代开始出现水荒，如今已蔓延到全国，目前我国的实际用水量已达5300亿立方米。有关专家研究指出：由于自然条件和开发条件的限制，年取水量10000~12000亿立方米，将是我国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可能限度，再增加供水将十分困难。据1993年统计资料，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率仅为21%左右，可供水量比1980年仅提高128亿立方米，当流域出现枯水偏旱年，约缺水226亿立方米。目前，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已受到给水不足的制约。现状已不容乐观，沿江经济带的发展对长江水资源则会造成更大的压力；而今天的长江流域，除供水已出现紧张外，水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水资源是可以不断更新、不断补充的可更新资源，可以寻求可持续开发的途径，使当代人和后代人都能源源不断地永续利用。只要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水资源是可以实现永续利用的。但是，水资源的可更新、可补充能力又是受自然条件限制的，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无节制的开发，都会导致其受到破坏，并使其更新能力下降。因此，必须要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管理，以保护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得以实现，否则，长江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1、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过程中的市场无功能和流域资源保护的特殊性在客观上要求实行统一管理。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对长江水资源进行保护，而要保护水资源首先必须解决谁来付费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下，这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另外，长江流域水资源又是一种公共资源，它不同于一般私人物品，不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不是你用了我就不能再用，而是只要它存在，你可以消费，我也可以消费。长江水资源的这种特性，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

并且，由于长江流域水资源是一种流域资源，它具有整体流动的自然属性，以流域为单元，水量水质、地上水地下水相互依存，组成一体，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开发利用、治理互为影响；它同时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可用于灌溉、发电、供水、养殖、航运和旅游等多方面，有着开发的多部门性和对城乡供水、卫生保健、工农业生产、城市发展、水力发电、内陆渔业、水上运输、休闲娱乐等人类活动的多方面利益。另外，还存在着洪水泛滥成灾的危害以至于开发利用的同时必须始终贯穿于防洪和洪水控制的考虑。长江虽然从生态系统上看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其干支流、上下游却被人为地划分成了多个行政区域，形成了实际上的分割管辖的现象。
2、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加强对水资源保护的统一管理
从理论上论述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必要性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绝不止于此；事实上，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已经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
1.长江流域水质性缺水问题严重。
2、工程性缺水问题严重。
3、对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出现了国外污染转移、资源破坏、自然景观破坏等种种不良现象。
4、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问题严重。

（二）长江水流域水资源的公共资源和流域资源属性要求对其进行统一管理。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市场无功能性、对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性以及其开发利用形势的严峻性均在客观上要求设置公共权力，对经济个体盲目地开发利用长江流域水资源的行为加以干预，通过采取"集体行动"，解决资源保护的"付费"问题，切实保证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永续利用。过去，我国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也采取了行动，建立了管理机构，但效果却不明显，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是我们目前设置的公共权力不符合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特性或要求所造成的后果。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是依照一定的决策原理和环境观念形成的。对此，必须要有正确而清醒的认识。

长江流域水资源首先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公共资源的一般属性，如供应的联合性、有限性、和使用的分散性、高度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性。作为共同财富和公共产品，对水资源的使用，必须集体行动。个体对公共资源的自由选择与利用和社会的公共资源的分散管理，将产生破坏性竞争。根据决策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主体越多越分散，管理责任就会愈是趋于松弛，对资源的保护就愈为无力，资源的状况则愈坏。反之，权力越统一，责任就越大；权力越是集中并趋向单一中心，责任就越明确，越统一，责任就越大；权力越是集中并趋向单一中心，责任就越明确，权力主体之间的破坏性竞争和摩擦就越小。因此，在构建整个水资源保护体制时，必须实行统一指挥，加强调控，推行主要管理功能部门化，
确立单一权力结构和单一行政领导系统。同时，水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可以联合使用和各种可能使用方式的互相依存的重要性质及其因此而产生的复杂难题，在水资源管理中需要有广泛的协调和处理机构间冲突的机制，需要有必要的权力交叉与分割。伸言之，在同一背景和理由下，水资源保护管理既需要集权，也需要分权与平衡。因此，在水资源管理体制中，一般都存在着权力分散的特点，形成了权限重叠、权力分散的多元化体制。事实上，在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中，一直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难题。一方面，统一领导须在部门协调的原则下实现，集权不是大一统的权力垄断；另一方面，功能上的权力分散又将形成权力行使和管理责任的混淆，导致管理的无责任性与混乱性。如何合理解决这一矛盾，的确需要进行探索。这一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许多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大都选择了趋向集中和倾向单一决策、指导、控制、与执行中心的方向；水资源保护管理的权力越来越向一个政府部门聚集，越来越向中央政府聚集。中国水资源保护管理实际上也正在走上这条道路，只是由于在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上还未形成有效的协调与处理机制，才造成了一些问题。

其次，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又有着自身的特点，它作为一种流域资源，既是一种环境资源又是一种经济资源，具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跨行政区域性和使用的多元性特征，而无论是对流域水资源的何种使用都涉及到对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问题。一方面，长江流域水资源被行政区划分割为不同的管辖范围，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行使管理权；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并不因为行政区划而改变其发展规律。我国目前水资源所有权主体严重缺位，加之水资源的多重使用价值，使得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个体利益的考虑远远大于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的考虑，使用水资源的外部不经济性和事实上的无偿性虽然在各种立法中通过规范公民个人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行为、建立各种监督管理制度似乎得到了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却疏忽了对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限制，其结果只能是整个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失范，最终导致流域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淮河流域严重污染的原因正是如此，我国水资源保护立法只注重规范市场主体而忽视政府机关，管理体制的设置只重视区域机构而忽视流域机构的弊端暴露无遗。因此，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体制的构建中，同样也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存在着管理权力是否向一个部门、一个方向聚集的问题；但是，其集权与分权的对象却不是同一级政府的不同部门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而是必须从流域管理的特征出发，建立专门的符合流域水资源保护要求的机构，站在全流域水资源保护的高度，摒弃地方观念和部门利益，统一管理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只有设置这样的专门机构并由中央特别授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权与平衡机制，确立协调原则和程序，才能真正解决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立法和实践现状在客观上要求制定专门的法律，统一规范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行为。

对长江流域水资源的保护与公共权力的设置在实质上具有同一性，保护需要采取集体行动，而目前最经济也是最大的集体行动和公共权力体就是国家及其行动。国家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以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在现代法治观念下，无论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置还是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具有法律依据。法律也以其特有的规范性、概括性、普遍性、强制性发挥着其它手段和措施所不具备的作用，成为国家保护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力武器。因此，制定法律并实施法律对于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有效保护是完全必要的，法律在这一领域中的作用也是得到了充分认可的。在我国目前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不时要不要立法，而是立什么样的法？该立法的目标、任务、功能、作用是什么？目前已有的法律制度为何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国家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环境是写进宪法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宪法为基础，国家也已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基本上实现了水资源保护活动的有法可依。但这些法律法规都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尤其是在对流域水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突出。我国现行的有关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主要有四部，它们是《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从表面上看，这四不法律对我国的水资源保护问题已作出了全面的规定，但实际上在立法理论与实践中，这四部法律本身及其相互之间都存在着问题。其主要问题表现为：

1.四个法律的关系不清。上述四部法律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从理论与实践上看，水资源管理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显然都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在立法上也应有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才有利于对不同的行为形成规范体系，目前这种立法模式显然不能满足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需要。

2.几部法律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四部法律都对管理体制作出了规定，确立了水资源管理与保护的主管部门和协管部门，但四部法律实际上是由两个主管部门分别起草然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时间有先有后，也缺乏通盘考虑，污染防治法早于水法，水法又早于环境保护法，不可能使得几部法律很好地协调。各个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够，缺乏相应的配套法规，特别是缺乏程序性规定，致使一些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不明、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