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代表议案的现状与发展①
——关于代表议案和建议专题思考之一

周 军

与审议权、选举权一样，提出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是人大代表重要的职务行为，是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权利与途径。代表议案的合理提出是制度完善和代表素质提高的结果，代表议案的有效处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之义。
一、代表议案的实际涵义与现状
所谓代表议案，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事原案。理论上代表议案包括修改宪法的议案、选举案、质询案、罢免案、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议案、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提出的一般性议案。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复杂，除了代表大会期间代表提出的一般性议案外，其他特殊议案②的发生概率极低，不具有研究的典型性与普遍性。
在缺乏组织性行为与非特殊情况下，代表大多集中于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司法案件、建设项目与预算调整方面提出议案，虽然对于司法案件与建设项目能否成立为代表议案颇有争议，但实际情况却是在代表议案中大量发生。很显然，目前代表议案的实际涵义被代表们赋予了比较宽泛的一般议案的含义，而目前的法律制度并不比代表认识更明确。在宪法的原则规定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将几类议案放在不同章节，似表明了对于一般议案与特殊议案区别的立场，地方法规则是依据各自的情况，有的地方取广义概念，如山西等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规定；但大部分地方则依然比较模糊，如江苏、贵州等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议案的规定仅笼统规定代表有权就“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议案。笔者认为，由于特殊议案不具有普遍意义，将代表议案的实质涵义限于一般议案既符合当前情势，也具研究与规范的实际意义。
自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提出代表议案以来，代表议案的数量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攀升幅度越来越大。以第六至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数为例，如下表：

统计显示，目前代表一般议案正处于高涨阶段，显示了代表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也是代表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结果。但由于宪法规定的代表议案的内容应当“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内容不易把握，相当多的代表议案并不符合代表议案要求，只能转作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例如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61件，其中有28件转作建议处理，占45.9%；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488件，其中有394件转作建议处理，占80.7%；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611件，其中517件转作建议处理，占84.6%；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830件，其中有730件转作建议处理，占87.9%；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大会收到代表议案1050件，其中712件转作建议处理，占67.8%，以上数字还不包括大量重复的代表议案。可见，代表议案数量越来越高，但能够立案由专委会初步审议的比例却总体上越来越低，而经过专委会审议建议列入大会议程并且列入大会议程的数量则更少。
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应当受制于严格的程序，议案经以法定的方式提出后，必须先经过逐一审查，提出处理意见，然后由主席团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大会议程。任何一件议案都不仅仅要牵扯到代表本人，还要牵扯到议案审查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全体会议等诸多方面和程序。不符合议案标准的数量如此庞大与不断增长的态势，直接导致了大会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审议中无效劳动的增加，甚至不堪重负，难以保证代表议案的审议质量。
但是，就目前代表数而言，代表议案的数量还越没达到应该达到的数量，假定每位代表平均每年认真准备并提出三件左右的议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议案将达到一万件左右，而不是现在的一千多件。可见，对于代表议案数量的增长应当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利用代表议案推动民主法制建设发展而不是人大工作的负担。
二、代表议案的分析模式与问题
代表议案合理模式的制度设计是以代表的高度责任心和具备较高代议素质为前提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等仅作了比较简约的规定，部分地方虽以地方性法规对代表议案的提出与办理专门立法，但在代表议案的合理模式方面制度设计仍不详尽，代表议案合理模式并未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
代表议案的合理模式包括合理的提出与合理的处理两个方面。代表合理地提出议案，是正确行使代议制中代表权利的必然要求，是代表个体素质与整体素质的充分反映，体现在规范的形式、合法的内容、正确的认识、合理的思维等诸多方面。代表议案得到合理的处理，是正确保障代表法定权利的必然要求，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计合理性的证明，体现在对代表正确行使权利的保障、对代表不适当行使权利的合理制约、对代表议案法定性和严肃性的维护等诸多方面。
关于代表议案合理的形式与内容要件，宪法与法律均有不同程度的规定，但其形式要件与内容要件是否得到尊敬、遵守与运用，不仅决定于这方面的法律制度，而且受到代表认识角度、思维方式与代表议案处理程序的制约。如下表：
自觉性低 代表权利 自觉性高
权利来源 高数量+低质量 高数量+高质量

低数量+高质量 高数量+低质量

制约度高 处理程序 制约度低

研究与设计代表议案合理模式的目的是发挥代表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的重要作用，追求高质量的模式才是合理模式。从上表可以看出，代表议案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主要受到代表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代表议案处理程序的制约程度的影响，而代表行使权利的自觉性是决定因素。在代表素质不可能及时提高与普遍提高的现状下，合理地设计代表议案制度亦能比较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如何在提高代表议案质量的前提下适当保有代表议案的数量。
但在目前情况下，代表对议案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议案处理程序还缺乏足够的了解，所提议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代表的知情权还未得到充分保障，代表议案的针对性不够强等，使代表议案的作用发挥受到极大的制约：部分代表对议案规范与作用不甚了解，在满腔热情地提出后采取放任态度；大会主席团面对数量庞大的代表议案无能为力，在尊重与放弃的两难中采取转移劳动量的下策；制度设计对于代表权利能否制约莫衷一是，维持现状只有让非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工作人员分权。而合理模式的设计却遭遇保障代表权利使之虚化还是制约代表权利使之有效的两种理念的矛盾冲突。
在制度设计并不完备的情况下，代表采集议案的方式各行其是，内容五花八门，而又彼此影响，因此，部分代表抱着各种心态尽可能提出议案，甚至在媒体追捧下为了争当“议案大王”而滥凑数量的个别代表也不鲜见。当代表议案提交后，唯一有权处理的大会主席团没有合理授权的法律规定，负责议案实际工作的工作机构及其人员囿于习惯方式的樊篱，对于明显不合理的代表议案不能作废，事事请示大会主席团事实上却不可能，只有自作主张地将部分甚至是大部分代表议案转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三、代表议案的历史趋势与解决
民主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代表议案是代议制民主的产物，它因为民主需要而产生，同样也因为现实的需要而发展。代表从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客观条件以及追求民主发展的愿望出发，从价值、制度、组织以及具体的建设项目等方面提出安排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愿望，从而形成特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代表议案。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证明，社会发展需要代表们的广泛参与，代表需要通过议案的方式表达意见、提出愿望。
但前文所述的代表议案的现状与已经呈现的规律并不等于其历史发展的趋势。因为在现实情况下代表议案的发展状况已经引起了高层领导和广大代表的深切关注。所以代表议案在经过二十年的充分实践后，必然会产发深度的理论探索，觉醒代表的责任意识，催生相关的法律规定，使代表议案的质量产生一个全新的飞跃。
代表议案的发展是整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系统化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代表议案存在问题的解决与合理模式设计，要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要符合代表比较习惯的方式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要适应代表文化素质与法律素质逐步提高的现实，要利于发挥工作机构的助手作用。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明确规定代表议案的合理内容，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表议案实行废案制度。
目前困扰代表议案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加强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明确规定代表议案的内容范围，准确规范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全国人大代表议案为例，代表可就宪法第六十二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关于修改宪法的议案，关于制定、修改、废止法律的议案，关于重大事项决定的议案和关于宪法及法律执行情况的议案等；规定除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投资金额巨大的工程建设项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中的重大变化，国家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以及其他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外，规定代表不得就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的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地方事务、党派、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事务、经济文化建设项目、具体司法案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薪酬福利等具体事务等提出议案。
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签名人数不足法定人数，以及内容不符合上述要求，直接作为废案处理，不予审议。
其次，要进一步提高代表素质，增强代表参政议政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对于代表议案实行奖优罚劣。
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代表议案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保障代表这一权利的充分实现，列入大会议程并经过大会审议通过的代表议案，有关单位必须认真予以实施。
但如何合理提出议案，不断提高代表议案的质量，关键在于代表的法律素质与文化素质，在于代表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人大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代表培训，使代表明确议案的基本要求，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出议案。不断提高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使代表提出议案时能够从本行政区的大局出发；努力保障代表的代表性，提倡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避免狭隘地局限于本部门本单位甚至是个人的小利益；引导代表依法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避免通过代表议案方式影响司法独立；增强代表履职的责任心，鼓励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方式采集代表议案；强调代表客观求实和依法履职，认真思考，深入调研，使所提议案合理合法适当。
对提出重大议案，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或者代表团，予以通报表扬。贡献突出的，由国家予以奖励。但对于多次提出与事实不符的议案，或者多次提出废案的代表和所在的代表团，也应当予以通报批评。同时切实保障议案能充分反映代表的真实意愿，对于采取欺骗或者威胁手段，强制代表提出议案或者强制代表签名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所在单位或有关组织应当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要进一步发挥工作机构的作用，适当授以权责，协助代表提高议案质量，对代表提交的议案实行初步审查。
代表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常委会机关应当为代表依法履行职责发挥好参谋助手的作用。尤其是大会秘书处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担负着做好代表议案登记、整理、摘报、分析、存档等重要的基础工作，在大会期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确有效地处理好大会期间代表提出的议案，必须适当地授以权责，可以对代表议案进行初步审查。对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代表议案，有权要求提出议案的代表在议案截止日期前补正，对不同意补正的，有权予以退回；对议案内容不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事项的，可以建议提出议案的领衔代表或者代表团团长撤回议案。提案人不同意撤回的，大会秘书处应当向大会主席团报告，经大会主席团同意，作为废案处理，不予审议。对不提交主席团会议审议的，经领衔代表或代表团团长要求或者同意，大会秘书处将其按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及代表团负责议案的工作人员应当主动协助代表作好议案的收集、整理、撰写、打印等具体工作，为代表议案调研时联系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适当的便利条件。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成立专门的代表议案工作部门，为代表提案服务。
总之，代表依法提出议案是法律规定的权利，如何充分保障代表的提案权，不断提高代表议案的质量，是一个值得长期探索的重要问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方面。事实上，各级人大常委会正在不断努力，部分代表也已经在代表议案的采集与制作上不断探索。如利用广告征集议案、建立专家型议案脑库、转发议案公开信、工作机构代拟等等，虽然这些方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已经有了比较可喜的开端，只要适当地加以组织引导、制度规范、人力保障，代表议案进入良性轨道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①本文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均来源于《中国人大网》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通过的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②为了行文方便，姑且将前文所述的一般性议案之外的其他议案称之为特殊议案。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1号）

　　《甘肃省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1年4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4月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林业生态环境，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林业生态环境,是指影响森林、湿地、荒漠等生态系统的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总和。

　　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区域是林地、湿地、沙化土地，重点保护的是以上区域内的动植物资源、自然景观、生物多样性等。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与林业生态环境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坚持统筹规划、优先保护、科学利用、综合治理的方针，实行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提升林业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强化管理，协调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林业生态补偿机制，逐步增加投入，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治理和改善林业生态环境。

　　第六条 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其所属的林业生态环境监测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条例的具体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农业、水利、建设、交通、旅游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辖区的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科技、林业、农业、水利、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

　　新闻媒体以及文化、教育等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普及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增强公民保护林业生态环境的意识。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舆论监督。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破坏林业生态环境的行为都有制止、检举或者控告的权利和义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保 护

　　第九条 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全省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总体规划，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上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的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组织相应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编制本行政区域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经原审批机关审批。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林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区域采取封山禁牧、封山(沙、滩)育林(草)、退耕还林(草)、天然林保护等重点工程治理措施，实施重点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国有林业场站、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等单位，应当采取综合保护措施，优先保护和恢复森林、湿地、沙化土地的典型区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水源涵养区，沙尘暴策源地等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

　　第十一条 在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区域内开垦、探矿、采矿、采石、挖沙、取土等，应当征得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进行开垦、探矿、采矿、采石、挖沙、取土等破坏林业生态环境的活动。

　　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沙、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林业生态环境的活动。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生存地域，不得破坏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得干扰野生动物活动。未经批准，不得采集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不得猎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防止森林病虫害蔓延；依法进行野生动植物检疫，防止林业有害生物侵入。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入外来陆生野生动物和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林产品产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引导、鼓励和扶持林业生产经营者开发林果、种苗、花卉、养殖等特色林业产业。

　　第十五条 进入流通领域的林产品，应当经过相关部门的无公害检验和检测。

　　未经依法认证的林产品，其包装、标签、说明书、广告中不得使用该林产品标志。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引导林业生产经营者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推广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鼓励运用生物防治技术。

　　禁止向林产品生产地排放不符合灌溉水质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倾倒垃圾、废渣、油类、有毒有害废液、含病原体废水和其他废弃物；禁止在林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

第三章　监 测

　　第十七条 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全省林业生态环境综合监测和评价体系，适时发布林业生态环境监测公报。

　　林业生态环境监测包括森林资源、湿地、荒漠化与沙化、生物多样性监测和其他专项监测，逐步开展综合性监测。

　　第十八条 从事林业生态环境资源监测、评估和定级的工作机构和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等级的资质和资格。

　　第十九条 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和完善林业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的指标体系。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科学规划，合理设定、建立符合技术规范的监测站点，并采取措施保证监测站点的正常运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监测设施，不得擅自移动、变更监测站点。因城市建设或重大工程，监测站点确需变动的，必须报原批准设立的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拆迁、新建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条 林业生态环境监测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执行相关技术规范，保证监测数据、资料的及时、准确；未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发布林业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和资料。

　　林业生态环境监测监督管理机构的监测、评价结果，可以作为森林资产评估、林业生态环境事故处理、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业绩考核的基本依据。

　　第二十一条 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每五年一次，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以林业经营单位或县级行政区域为调查单位，每十年一次，并由其组织实施。森林资源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及消长变化。

　　第二十二条 湿地资源调查每五年一次，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湿地保护制度和措施，建立监测网络，实施动态监测。

　　湿地调查和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湿地的类型、分布、面积、水资源状况及影响湿地变化的主要因子。

　　第二十三条 荒漠化与沙化监测每五年一次，敏感地区监测每年一次，定位监测适时进行，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荒漠化与沙化监测的内容包括荒漠化土地与沙化土地的类型、程度、分布、面积及动态变化。

　　第二十四条 省林业生态环境监测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生态系统、物种及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根据需要进行适时监测。在森林、湿地、荒漠化土地等林业生态环境敏感区，建立固定监测站点，对影响林业生态环境的因子进行综合监测。

第四章　监 督

　　第二十五条 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工作目标责任制，健全监测监督管理机构，实行林业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案件定期公布制度。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林业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对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检查。

　　第二十七条 在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区域进行工程建设，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在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林业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事件应急预警机制。发生林业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事件时，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系统，实行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责任制。

　　第三十条 受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林产品达不到强制性安全质量标准的区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进行综合整治。综合整治项目所需费用，由造成污染的责任方承担。责任方无法确定的，由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综合整治方案，纳入本级人民政府环境治理规划。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移动或毁坏监测站点、设施的，或拒绝监测人员现场检查监测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林业生态环境监测监督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单位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无相应等级资质从事林业生态环境资源监测、评估和定级工作的机构和个人，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并可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区域内有开垦、探矿、采矿、采石、挖沙、取土等破坏林业生态环境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当承担林业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的检测和治理费用，并向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改变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擅自对外公布监测信息，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林业生态环境监测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监测技术规范从事林业生态环境监测活动，伪造、篡改、瞒报监测数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林产品，是指依托于森林、林木、林地生产的以及经过初级加工的植物、野生动物、微生物产品。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