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　18　号

　　《国防科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已经2010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第15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部　长　 李毅中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国防科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防科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和减少国防科研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防科研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国防科研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是指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的单位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试验、储存、销毁等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第三条　根据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分为四个等级：
　　（一）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二）重大事故，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三）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下的事故。
　　第四条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原则，及时、准确地查清事故经过、事故原因和事故损失，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对事故责任者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条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局）负责全国事故统计、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省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根据本办法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工作，并向国防科工局报告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第六条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应急工作及其信息发布，应当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保密的规定。
　　未经国防科工局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发布有关涉密信息。

第二章　事故报告

　　第七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省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报告。中央所属军工企事业单位还应当逐级向所属军工集团公司报告。
　　发生燃烧爆炸和有毒有害物质泄漏事故及其他需要社会救援的事故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应急救援组织。
　　第八条　省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和军工集团公司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依照下列时限向国防科工局报告：
　　（一）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立即报告；
　　（二）较大事故2小时内报告；
　　（三）一般事故12小时内报告。
　　省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通报省级公安机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国防科工局接到较大以上事故报告后，应当根据事故等级，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时限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报告。
　　第九条　报告事故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三）事故的简要经过；
　　（四）事故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六）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第十条　事故报告后30日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日内）伤亡人数出现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第十一条　事故发生单位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事故现场存在发生爆炸、急性中毒等次生事故危险的，现场应急抢险救援工作应当在事故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和安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进行。
　　第十二条　接到事故报告后，省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军工集团公司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属于重大以上事故的，国防科工局应当派员赶赴现场，开展有关工作。
　　第十三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和有关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物件的，应当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或者影像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第十四条　国防科工局、省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和军工集团公司应当建立安全生产值班制度，公布值班电话，受理事故报告和举报。

第三章　事故调查

　　第十五条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国防科工局应当配合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调查；重大事故由国防科工局组织调查；较大事故、一般事故由省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组织调查。
　　事故发生单位所属的军工集团公司应当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事故调查工作。
　　造成3人以下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下的事故，负责事故调查的部门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的上级单位组织调查。
　　第十六条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日内），因事故伤亡人数变化导致事故等级发生变化的，根据变化后的事故等级可以由相应部门对事故调查情况进行复核，必要时应当另行组织调查。
　　第十七条　负责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当遵循精简、效能、保密的原则组成调查组，开展调查工作。
　　负责事故调查的部门可以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邀请有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工会派人参与事故调查，事故发生单位的上级单位应当派人参加。
　　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第十八条　负责事故调查的部门指定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其主持事故调查组的工作。调查组成员应当具有事故调查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长，并与所调查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
　　第十九条　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查明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二）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
　　（三）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四）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
　　（五）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第二十条　事故调查组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事故有关的情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
　　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事故调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事故调查组应当及时将有关材料或者其复印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　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事故调查组可以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单位进行技术鉴定，也可以直接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
　　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
　　第二十二条　事故调查组成员在事故调查工作中应当诚信公正、恪尽职守，遵守事故调查组的纪律，保守事故调查秘密。
　　事故调查组成员不得擅自发布有关事故的信息。
　　第二十三条　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部门批准，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期限不得超过60日。
　　第二十四条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报告应当附有关证据材料。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当在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名。事故报告涉及国家秘密的，应确定密级并按照保密规定管理。
　　第二十五条　事故调查结束后，负责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当收回事故调查资料，归档保存。

第四章　事故处理

　　第二十六条　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应当自收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30日。批复中应当明确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干部管理权限，对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
　　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事故发生单位应当及时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和事故发生单位的上级单位应当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事故调查处理结果，由负责事故调查的部门在相关范围内通报。事故通报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当注明密级，并严格控制知悉范围。
　　第二十九条　省级国防科技工业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调查的事故，应当自结案之日起15日内将经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报送国防科工局备案，并同时通报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三）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
　　（四）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五）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六）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第三十一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发生较大以上事故单位管理混乱，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经整顿仍不能满足安全生产条件的，由发证机关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有关证照；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军工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第三十三条　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立即组织应急救援的；
　　（二）故意漏报、迟报或者谎报、瞒报事故的；
　　（三）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工作的；
　　（四）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第三十四条　参与事故调查的人员在事故调查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事故调查工作不负责任，致使事故调查工作有重大疏漏的；
　　（二）包庇、袒护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或者借机打击报复的。
　　第三十五条　参与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的人员，违反有关保密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核事故、军队组织的国防科研试验活动中发生的事故和海事事故引起的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七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属高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当立即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

　　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司法人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也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问题之一。通过修改，辩护制度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和完善。主要体现在：（1）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得到确认；（2）辩护人的责任体现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3）改善辩护律师会见程序；（4）完善辩护人的阅卷权；（5）对追究辩护人刑事责任的侦查管辖权作出有利于对其人身安全保障的调整；（6）对辩护律师的涉案信息保密权作出了规定；（7）扩大法律援助适用的阶段和案件范围。但是，其中有些规定过于原则、模棱两可、存在矛盾，亟待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弥补，以有利于有关辩护制度规定的正确理解和实施。

一、凭“三证”会见问题

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通过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才能向其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才能为其开展有效辩护。为进一步落实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二、三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据此，除特别规定的三类案件外，辩护律师持“三证”可以直接到看守所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问题在于，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可能导致律师会见权无法顺利实现。根据原刑诉法的规定，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或其所在单位。而新刑诉法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只规定拘留、逮捕后应通知其家属，删除了原法规定的通知中包括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的内容。但在拘留、逮捕后不告知羁押场所的情况下，律师根本不知道其会见人关押在何处，只得向侦查机关了解羁押场所，而侦查机关则可借口法律无规定加以推脱。可见，新刑诉法第八十三条、第九十一条规定与第三十七条规定存在着不衔接、不协调之处，导致会见权难以保证实现。因此，需要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应当写明羁押的处所。律师无法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中，也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二、会见时不被监听问题

为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新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但是，对于“不被监听”的解读，意见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不被监听”仅指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对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谈话进行监听。笔者认为，“不被监听”既包括不得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听，也包括侦查人员不得在场。首先，新刑诉法删除了原刑诉法第九十六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的规定，换言之，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的权力。其次，将“不被监听”仅限于不得通过技术手段监听谈话的解读不符合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因为规定“不被监听”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单独性和秘密性，有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有利于排除外来因素对他们会见的干扰。如果对会见不允许监听却可以派员在场，那么“不被监听”又有何意义？

为了保证此项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相关司法解释除了要明确“不被监听”的含义外，还要明确规定违反“不被监听”规定的消极性后果，即以监听方式获得的证据材料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法予以排除。

三、侦查阶段辩护人是否享有取证权问题

新刑诉法尽管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地位，权利也有所扩大，但对其是否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法律规定比较模糊。新刑诉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这是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列举式规定，其中没有明确规定有取证的权利。但是如果对“法律帮助”作广义的解释，也可以包含收集证据。另外，新刑诉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如果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取证，显然不可能获得这三种证据并告知公、检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编著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释解与适用》（下称《释解与适用》）将“辩护人收集”解释为“包括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其他人向辩护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以及辩护人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的证据材料”。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如果按照该条的前半句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是可以收集证据的；但结合后半句规定“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而未提及向公安机关申请，这又似乎只限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如何解释以上这些模棱两可的规定，在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按国际惯例，侦查阶段的律师是有取证权的。无论在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国家，律师在侦查阶段都有此权利。如在德国，辩护人有权自行调查，只不过他们没有强制取证权，只能以公民身份收集信息。应当看到，侦查阶段是侦查人员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犯罪的关键时刻，辩护律师如果随意取证，确实会对侦查人员带来一定的干扰。本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理念，应在司法解释中明确，一方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利，另一方面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取证权应该与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有所不同，要有所限制。考虑到侦查阶段的特殊性，律师收集证据的权利可设定在其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后。因为在会见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向辩护律师提供一些对其有利的证据线索，如果律师不及时收集，会丧失有利时机，影响其辩护活动的开展；同时，规定律师在会见之后才能开始收集证据，也留给侦查机关一个短期的时间单独开展证据调查、收集工作。

四、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问题

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完善。该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据此，新刑诉法不仅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而且还将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延伸至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这些改革将有利于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但是，从刑诉法实施的角度看，有的规定仍然不够具体明确。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法定法律援助的适用阶段是否包括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

对此，《释解与适用》将其适用的诉讼阶段解释为“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但是，对于其中“审判阶段”是仅指一审，还是也包括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也同样没有明确。笔者认为，这里的“审判阶段”应当包括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在内的全部审判程序。首先，从刑诉法的法典结构上看，新刑诉法第三编是“审判”，包括“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等章。其次，由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都属于救济程序，更需要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就未成年人案件而言，由于不适用死刑，法定法律援助适用的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其适用的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上述案件应该不会有争议。

但是，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法定法律援助是否适用二审以及死刑复核程序，就可能存在异议。笔者认为，就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一审程序毫无疑问应当适用，而且二审也应适用，因为二审的裁判结果既可能改判，但也可能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对于死刑案件，不仅一审和二审适用，死刑复核程序阶段也应当适用，因为在该阶段既可能不予核准死刑，也可能核准死刑。而且，新刑诉法第二百四十条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因此，如果死刑复核阶段的被告人没有聘请辩护律师，人民法院又没有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那么谈何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和意见。死刑案件人命关天，程序上的人权保障应该达到最高的程度。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在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任何阶段，被告人都有权获得法律援助。因此，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规定死刑复核程序适用法律援助制度。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光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曾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