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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市区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生活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时间:2024-06-26 16:49:06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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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市区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生活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连政办发〔2008〕93号

 
连云港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市区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生活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连云港市市区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生活救助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九月五日




连云港市市区无固定收入
重残人员生活救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保障我市市区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基本生活,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根据省民政厅、财政厅、卫生厅、残联《关于对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给予生活救助的通知》(苏民保〔2007〕12号、苏财社〔2007〕127号)精神,结合我市市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生活救助(以下简称生活救助)实行政府主导、民政主管、部门配合,分级运作、属地管理,个人自愿、公开公正的原则。
第三条 生活救助由市(区)民政、财政、卫生和残联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分工共同组织实施。
市民政部门负责市区生活救助的指导工作;区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活救助审批管理工作。
市残联负责市区重残人员审批发证工作;区残联负责协助市残联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重残人员审批发证工作。
市卫生部门配合市残联做好市区重残人员残疾等级鉴定工作;区卫生部门负责协助市卫生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重残人员残疾等级鉴定工作。
市财政部门负责本级生活救助资金筹集、下拨和监管工作;区财政部门负责本级生活救助资金筹集、监管和发放工作。
第四条 申请生活救助的重残人员须具有本市市区常住户籍,无固定收入(本人月收入低于低保标准2倍)且其家庭无固定生活来源(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低保标准2倍)、不符合市区低保条件,持有市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登记下列残疾之一的重度残疾人员:一级、二级肢体残疾,一级、二级智力残疾,一级、二级精神残疾,一级、二级盲视力。
第五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享受生活救助:
(一)重度残疾人本人有固定收入的;
(二)正在服刑期间的;
(三)参与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组织,从事影响社会稳定活动的;
(四)参与盗窃、抢劫、破坏公共设施和扰乱社会秩序等活动的;
(五)参与组织各种形式赌博、卖淫、嫖娼、吸(贩)毒活动的;
(六)政府认定的其他不予救助的。
第六条 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按照城乡低保标准100%发放生活救助金。
第七条 申请救助、受理、审核和审批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符合生活救助条件的,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所在地居(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1.家庭成员户口簿、身份证及复印件;
2.市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3.本人及其他家庭成员收入证明;
4. 本人近期2寸免冠照片2张。
(二)受理。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居(村)委会应当自接到书面申请之日进行初审,填写《连云港市市区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生活救助审批表》,并张榜公示,公示期为5天。自接到书面申请之日7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所属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三)审核。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初审材料7日内审核完毕,并报所在区民政部门。
(四)审批。区民政部门自接到审核材料7日内进行复核,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将《连云港市市区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生活救助资金发放表》提供给本级财政部门,对不符合条件的,应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八条 对救助对象及其家庭经济收入的核定,依据各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收入核算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救助资金由区财政部门按月发放。区财政部门根据《连云港市市区无固定收入重残人员生活救助资金发放表》,经核定后直接通过银行打卡发放至个人账户。
第十条 生活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为:
(一)市、区两级财政预算;
(二)省补助资金;
(三)救助资金存入银行的利息收入;
(四)社会捐赠;
(五)其他资金。
第十一条 市、区财政生活救助资金安排按5:5的比例负担(其中市财政与开发区财政按2.5:7.5的比例负担)。
第十二条 民政部门应当于每年10月底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下年度救助资金预算报告,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次年财政预算。
区财政、民政部门在每季度结束后10日内,分别向市财政、民政部门报送上季度生活救助资金使用情况,经审核后,由市财政部门将市承担的资金拨付至区财政专户。
第十三条 对因失职或者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办理生活救助的经办机构和人员,应当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责任人,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弄虚作假,以不正当手段骗取生活救助金的,追回已取得的生活救助金,并取消其救助资格。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关于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案件的律师费收费问题是大家非常关系的问题,这里我给大家探讨一下:

1.律师费作为一个法律服务的有偿收费,是律师的劳动付出的回报。律师费的多少决定于案子的复杂度,涉及的金额大小,律师工作的付出时间和精力,以及律师的名气。

2.很多病人或者家属总是喜欢一开始就问“你们怎么收费”,其实这是个请律师误区,律师费不是谁的律师费低谁最好。

律师办案是需要成本的,比如付出的精力成本,时间成本等,比较专业的律师案子多,客户多,自然收费就高一下,律师收费也是市场经济。一般一些没有案子的律师,自己本来没有什么专业特长来吸引客户,自然只能采用收费低来吸引客户了。但是你是希望你的案子由专业的律师来操作还是由非专业的律师来操作呢?

另外,有些律师也采用一些低廉的“交通事故律师费”来迷惑当事人。在这里,需要向提醒大家注意,不能只看收费多少,一定要弄清楚以下几点:

a.律师费所对应的工作程度:交通事故案件,一般包括一审、二审、执行三个阶段。所对应的律师费,是一审阶段的律师费,还是包括了二审、执行三个阶段?

b.律师费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费用?是否还要收取所谓的“办案费”、“公关费”?

c.是“先付费”还是“后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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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付费虽然要高一些,但是可以把案子的进展、赔多赔少的问题和办案律师绑定在一起,大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调动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同时也能体现出律师是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对案子有一定的把握,否则没有哪个律师会后付费做“败诉”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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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维高们的“不幸”与梁锦松的“万幸”

杨 涛


近段时间来,我们明显地感到中央反腐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仅8月份,我们就先后从相关报道中听到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处分,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被双规,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程维高们的落马,我想到了同是在今年7月16日被迫辞职的梁锦松,这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因在增加汽车登记税前为迎接即将诞生的婴儿买车,被指控“突击”买车避税。尽管梁锦松强调买车当时港府仍未决定会否增加汽车登记税,也尽管他决定把加税前后车价差额的两倍捐给一个慈善机构,甚至于特首董建华也认为其只属无心之失,但公众及有关机构仍然不依不饶,梁锦松无奈之下只好辞职了事。梁锦松的无心之失与程维高们的为他人和其子谋利、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他人贵重物品等恶劣行径是不可同日而语,从违法、违纪的严重性比较看,一般人总是认为香港对梁锦松的处理未免过重,但笔者却不这样认为。人性的问题,千百年来争论不休,但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梁锦松今天的无心之失可不予追究,换得的可能是明天的贪得无厌,但在香港却不给他以机会。然而,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梁锦松在他无心之失时被追究仅需付出辞职的代价,却不是程维高们的可以恣意妄为、一错再错,最后在不可收拾时一起算总帐,落个开除党籍处分乃至于追究其刑事责任身败名裂的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程维高们是“不幸” 的,而梁锦松却是十足的“万幸”。
这种不幸” 与“万幸”缘何而来?考究其中,我们只能得出制度使然,良好的制度使魔鬼成天使,纰漏的制度使天使成魔鬼。这种制度上的区别与差异,主要从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运行的状况是否良好互动得以辨析。
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运行上看,首先,代表公众眼睛的新闻舆论能否有充分的自由,有效地监督权力的运行。在梁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新闻媒体在该事件中穷追不舍,身为高官的梁锦松并无控制媒体的权力,面对媒体是无可奈何,只有百般辩解,以求得公众的支持与理解。而对程维高们来说,媒体是其管辖下的相当于行政机关的单位,他们总是可以直接控制或间接干涉当地媒体的生存发展进而钳制言论。所以程维高主政十年,丑闻不断,却不见有披露于报端,倒是歌功颂德不少,媒体自由话语的缺失,是其“不幸”根源之一。其次,公民的控告、申诉、举报能否自动启动对权力的审查,而无须来自更上一级的权力的自上而下督促,来自领导的批示,上一级的权力的恩赐。有报道称香港一名警长公开称要向廉政公署举报梁锦松,后来廉署果然调查了梁,公民的权利当然地启动对权力的审查。而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举报程维高,历经八年,换来的却是丢掉工作、劳教两年,最后是要惊动中纪委才平反冤屈,可见在河北的一亩三分地上,没有谁能启动审查程维高的程序,权利在权力的压制下毫无生存空间。
权力对权力之间的运行上看,首先要看的是立法机关(在大陆是权力机关)能否对行政执行机关进行有效制约。梁锦松为买车的事是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地接受香港立法会的质询,立法权强有力地制约的行政权的恣意。但程维高们却少有受有关机关的质询,更不用说为此辞职。在各级人大,尽管对“一府二院”的监督有所加强,但远远不够,我们鲜有听到有高官在质询后免职或辞职。在各级地方党委,议行合一、决策者又是执行者的体制,使党内有效的制约机制难以形成,党的一把手的权力无法有效受制约,很多情形下,党内决策是否民主往往取决于一把手的良心与道德自律。其次,是司法、执纪权的行使上,是否能独立自主,只服从于法律与纪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与个人的干涉。廉政公署调查梁锦松,特首尽管同情这位得力下属,但对于廉署的调查,也是一筹莫展,并无干涉。原河北省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刘善祥追查一个案件,还未牵涉到程维高,却已是无法查办了。我们的平级的监督并没有真正建立,监督失控。而中国特色的强有力的监督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但上级是人力有限、情况不熟,而且监督也往往是事后进行,监督真空形成巨大的腐败温床。所以为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特别是对省部级的监督,才有中央巡视组的诞生。
面对权力的恣意妄为,公众舆论患上群体失语症,公民控告石沉大海甚至于惹上牢狱之灾,权力对权力无法有效制约,平级司法、执纪机关无从独立,使程维高们忘乎所以,积少成多、坐大成势,丧失小错及时纠正的机会,最终落个身败名裂,追悔莫及。比起梁锦松的仅仅辞职而言,制度带给程维高们的,难道不是“不幸” 吗?
所以,加大反腐力度是深得民心的大事,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更要建立我们缺失的某些制度,从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良好互动运行两方面着手,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使腐败消失在萌芽时期。这是预防腐败的要求,也是保护我们的官员不致于陷入深潭、万劫不复的需要。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