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清华大学法学院 余永辉


2002年1月15日，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是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中，这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简称《通知》）。一石激起千层浪，它意味着以前禁止受理的证券案件得到了“解禁”。一方面，一些律师事务所已向投资者公开征集委托，进行诉讼代理业务；另一方面，各地中院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受理了一批因虚假陈述导致侵权的案件。
我们应该看到，《通知》有力的维护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到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等作出虚假陈述而受到侵害时，能够依靠民事赔偿程序取得赔偿，尽可能的减少损失。这种损失，是一种基于信赖利益而导致的损失。
众所周知，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是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但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中小投资者在信息、资金、专业知识方面与公司管理层及大股东相比均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作为证券交易者，中小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因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损失赔偿势在必行，而民事赔偿是最佳的途径。
《证券法》中禁止交易的行为有多种，虚假陈述只是其中的一种。虽然说《通知》只是规定了因虚假陈述导致侵权纠纷的案件可以受理，而不包括内幕交易等；但是《通知》的出台，毕竟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虚假陈述相对于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易于被认定，这与我国目前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相吻合。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费了很多的思量，经过了各方面的论证的。
一 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的涵义
所谓证券市场中的民事责任，指的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证券市场主体，因以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禁止性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 可见，谈到民事责任，当然离不开承担责任的主体以及承担的责任大小。
具体到虚假陈述而言，指的是对证券市场交易的事实、性质、前景等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者含有重大遗漏的虚假陈述或者诱导的一种证券违法行为。 王保树教授认为，虚假陈述包括三种情形：一是不实陈述；二是重大遗漏的陈述；三是误导性陈述。
这种虚假陈述，违反的是一种诚信义务。江平教授认为，违反诚信义务的民事责任应当确立三条原则：首先，强调它是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的民事责任；其次，强调它是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最后，就是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 具体来讲，就是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了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投资者因信赖其虚假陈述而遭受到损失，从而发生民事侵权赔偿问题。这种责任属于侵权责任，而非合同责任或者是缔约过失责任。
既然是侵权责任，它应当满足侵权的构成要件。一般来讲，侵权责任一般有四个要件：（1）损害事实，即投资者受到了损害。（2）因果关系，即这种损害与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虚假陈述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3）过错的认定与推定，即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着过错。（4）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行为违法，这里指的是违反了信息披露的诚实信用原则。既然是构成侵权，遭受利益损失的投资者就有权利要求得到赔偿。
二、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是指证券市场上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在提交或公布的信息披露文件中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陈述或记载，侵犯了投资者合法权益而发生的民事侵权索赔案件。
该条规定了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赔偿案件的主体和行为。根据《证券法》第63条的规定，这里的证券信息披漏义务人指的是“发行人和承销的证券公司，以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并且他们之间是一种连带关系。
因为在证券交易中，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员，能够利用自身掌握信息的优势，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以及有重大遗漏的信息，这样就给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以误解或者误导。投资者基于对被批露的信息的信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遭受到了损失。本来这些信息披漏义务人负有如实披露信息的诚信义务，但是他们却违反了这一义务。
但是，《通知》对虚假陈述主体的规定，也有不完善的地方。《证券法》只是规定了两类主体，即发行人和承销的证券公司，却忽视了另一类很重要的主体，即发起人。发起人是一级市场发行的概念。 王利明教授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证券法》第63条的责任主体并没有包括发起人，此处所说的发起人是上市公司的发起人，它与发行人、董事等属于不同的主体……遗漏对发起人责任之规定是不妥的。
其实，证券市场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既包括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及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又包括对信息披露负责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管理层、承销商、中介机构的经办人员等。这样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责任如何确认？
对发行人和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责任，学者的意见趋向一致。即不管其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违反了信息披露的诚信义务，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较复杂的是中介机构的责任认定。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承担补充责任。 但是补充责任在实践中往往会变成完全免除责任。所以，江平教授主张，应该根据过错大小更是合适，这样不至于使中介机构及其成员完全承担责任（连带责任中），或者完全的免除责任（补充责任中）
笔者认为，江平教授的意见具有可取性。一方面，中介机构毕竟不同于发行人和证券承销公司，有一些信息他们也是不知道的；另一方面，作出虚假陈述的主要还是发行人和证券承销公司，中介机构的危害相对要轻一点。要它完全承担责任不好，完全不承担责任无疑是放纵，最好是对其责任加以区别对待，个案分析。
另外，发行人和证券承销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应该加以慎重考虑。作为公司业务的知情人员，对公司发布虚假陈述，他们是难辞其咎。但是，他们的责任，应该是仅限于《公司法》中规定的范围，即《公司法》第63条中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当事人依据查处结果作为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依据的，人民法院方予依法受理。
该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必须经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是一种行政程序前置，目前，理论界争论较大的，也就是这一程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根据民事责任的一般观点，被侵权人只要能够举证自己因侵权人的侵权而造成了损失，就可以提起诉讼，根本不需要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前置，看似违反了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这一决定，是考虑了中国目前的司法条件和证券市场的成熟状况的。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介绍，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目前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太多，如果没有行政程序作屏障，法院接到的案件数量会太大；其二，民事诉讼中有一个举证的问题，而很多受到侵害的投资者，往往不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这样就存在举证难的问题。 而行政处罚前置，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笔者认为，这种行政处罚前置，只是在目前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过渡性措施。这种不完善，包括三个方面，即证券市场不完善、证券法规不完善和司法审理不完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行政程序前置也带了一些问题。首先，司法效率将大打折扣。因为一些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进入民事诉讼程序，而千方百计的拖延时间，比如要求对行政处罚进行复议等。其次，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因为被侵害股东要起诉，必须要等行政处罚作出，而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出处罚是要经过调查的。在这一时间内，上市公司的债权人可能早已经起诉冻结了上市公司资产，中小股东可能会丧失获赔的机会。
这种前置程序的设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证券交易市场瞬息万变，受到损害的投资者很难举证。为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对市场欺诈理论”（Fraud on the Market Theory）。该理论认为，在正常发展的证券市场下，任何重大不实陈述或者遗漏，均可能影响到股票价格。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被告作出了公开不实陈述，该不实陈述是重大的，市场价格受到了不实说明或者遗漏的影响，且原告在不实陈述作出后到真相揭露前的时间段内交易了该股票，就可以推定投资人对重大不实陈述或者遗漏产生了了信赖，并受到了欺诈。
所以，受侵害的投资者没有必要证明被告实施了积极的侵害行为——而这也正是投资者很难证明的，而只是证明被告的行为具有某种不法性，这种不法行为是否与损害后果是有因果关系。这样一来就相对的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责任，使该诉讼能够很好的进行下去。
四、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虚假陈述行为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计算。
该条是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两年的诉讼时效，是根据一般的民事诉讼时效来确定的，这为投资者通过民事诉讼的手段获得赔偿提供了时间条件。该时效是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起算，这样的话，不计“银广夏”，尚有16家PT、ST上市公司榜上有名。
但是，由于证券市场的虚假陈述由来已久，如果仅仅规定为两年时效的话，像“PT红光”这样的案件就被排除在外。事实也是如此，关于“PT红光”的案件没有在管辖法院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而是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因此，对一些较特殊的案件，能不能适时延长其诉讼时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因为诉讼时效是两年，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另一种极端。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出来后，一些上市公司可能会采取行政复议甚至是仲裁的方式，来拖延时间，以对抗诉讼时效，从而使案件无限制的拖延下去。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
五、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
该条规定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受理形式。笔者认为，这里对诉讼方式的限制，也是充分的考虑了当今中国证券市场和司法条件的现实。下面就一一加以分析。
首先是要区分这样三个概念：单独诉讼、共同诉讼和集团诉讼。所谓单独诉讼，指的是诉讼当事人以自己的名义，就特定的民事争议要求人民法院行使裁判权的诉讼。所谓共同诉讼，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均为两人以上，即原告或者被告或者双方均是多数的诉讼。 按照共同诉讼人之间对诉讼标的的关系，又可以分为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
而集团诉讼，有学者认为，它强调多数人在同一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上的联系；集团诉讼代表人的产生有选任和默示认可两种方式。 其诉讼参与人可能众多，情况相当复杂，特别是各个当事人买入、卖出股票的时间、数量、价位均会有所不同，故实际操作起来有一定的困难。故此，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暂不受理集团诉讼，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这样的规定，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诉讼准备工作量太大。该《通知》意味着，每一个原告必须有一份单独的起诉材料，其中包括诉状、所有被告的各种材料、原告进行股票交易的有关交割委托单、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委托书等。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律师去完成，可谓是卷帙浩繁。
诉讼方式的不确定，直接影响到诉讼费的交纳问题。可能有三种不同的计费方式，即每个原告单独计费交纳，或者每一诉讼代表人所代表的共同原告累计计算交纳，或者是将所有原告的诉讼标的的累计总额视为一个标的的计算交纳。 所以说，诉讼费的交纳问题，还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
另外，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受到侵害的股东的赔偿问题，但是也有可能损害到上市公司当前股东的权益。那么如何保护当前股东的权益，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无论是《公司法》还是《证券法》都没有相关的详细规定。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引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当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损害，特别是具有控制权的股东、母公司、董事和管理人员等的侵害时，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对侵害人起诉，追究其法律责任。 这样一来，就解决了诉讼主体不适格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赔偿数额的的确定问题。学术界认为可行的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无论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均应是全部损失赔偿的原则，包括“价差损失、佣金损失、税金损失、利息损失等”。 （二）按照“高买低卖”之间的价差确定，这种简单的算法颇遭非议。两者相比较来说，前一种更有可行性。至于法院采取何种方式，我们将拭目以待。
结 语
从“暂不受理”到“有条件的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虽然该《通知》仅仅限于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时机成熟，它必将扩展到因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引起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
虽然该《通知》有不完善的地方，有待于最高人民法院下发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它在中国证券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它是我国证券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它必将在制裁目前证券市场存在的各种侵权行为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并将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制化进程。


国家档案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1990年11月19日，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档案法》第二条所称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系指具有现实查考使用价值和对历史、科学技术、艺术、教育等有研究价值的档案。
第三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的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档案机构，确定必要的人员编制，统筹安排发展档案事业所需的经费。
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也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保障档案工作的开展。

第二章 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第四条 国家档案局主管全国档案事业，对全国的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和指导，主要职责是：
（一）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制定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起草档案工作的法规性文件，制定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
（二）组织协调全国档案事业，监督检查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实施。制定发展档案事业的综合规划和专项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社会团体的档案工作，中央级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组织并指导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的研究、档案保护、档案教育、档案宣传以及档案干部的培训工作；
（五）组织和开展档案工作的国际交流活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发展计划和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三）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馆以及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组织并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档案保护、档案教育、档案宣传以及档案干部的培训工作。
第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内的档案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档案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二）负责统一管理本单位的档案，并按照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
（三）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四）对本单位文书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和归档工作进行指导。
第七条 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各部门的档案机构，除履行本办法第六条所列职责外，经国家档案局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定，可以制定本系统专业档案工作的业务标准和技术规范。
第八条 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保存、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归口管理，主要职责是：
（一）收集和接收本馆管理范围内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
（二）对所保存的档案进行科学的整理和保管；
（三）采取各种形式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
第九条 全国档案馆的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由国家档案局制定。
第十条 军队系统的档案机构，根据《档案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原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主管机关确定。

第三章 档案的管理
第十一条 《档案法》第十条所称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系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政党以及国家领导人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材料。
前款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依照《机关档案工作条例》和《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的规定，由文书部门或者业务部门收集齐全，并进行整理、立卷，定期交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管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据为已有或者拒绝归档。
国家规定不得归档的材料，禁止擅自归档。
第十二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依照《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和《档案馆工作通则》的规定，定期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
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检查和同意，专业性较强或者需要保密的档案，可以延长向有关档案馆移交的期限；已撤销的单位的档案或者由于保管条件恶劣可能导致不安全或者严重损毁的档案，可以提前收入有关档案馆。
第十三条 对于既是文物、图书资料又是档案的，各级各类档案馆可以与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相互交换重复件、复制件或者目录，联合举办展览，共同编辑出版有关史料或者进行史料研究。
第十四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以及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对档案采取下列管理措施：
（一）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逐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
（二）配置适宜保存档案的专门库房和必要的设施；
（三）对重点和珍贵档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
（四）根据需要和可能配备缩微摄影机、电子计算机等技术设备。
第十条 《档案法》第十四条所称保密档案密级的变更和解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档案法》第十六条所称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系指：
（一）清代和清代以前的档案；
（二）民国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军队、团体所形成的档案；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历史人物的手迹、手搞、信札、日记、声像、谱牒等档案；
（五）其他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
前款档案价值的确定，由当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鉴定，如有争议不能确定时，可以由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专家鉴定裁决。
第十七条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
第十八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任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都不得出卖。
各级各类档案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了收集和交换我国散失在国外的档案、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以及适应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推广等方面的需要，经省级以上主管机关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向国内外单位或者个人赠送、交换、出卖档案的复制件。
第十九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以及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及其复制件，各级各类档案馆以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需要携带、运输或者邮寄出境的，必须经省级以上主管机关同意并报省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海关凭批准文件查验放行。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二十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保管的档案，应当按照《档案法》的规定，分期分批地向社会开放。档案开放的起始时间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档案（包括清代和清代以前的档案；民国时期的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应当自《档案法》实施之日起向社会开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30年向社会开放；
（三）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可以随时向社会开放。
前款所列档案中涉及到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起始时间可以延长到档案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有可能对国家重大利益造成损害的，可以继续延期开放。
第二十一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提供利用的档案，应当逐步实现以缩微品代替原件。档案缩微品和其他复制形式的档案，载有档案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者印章标记的，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效力。
第二十二条 《档案法》第四章所档案的利用，系指对档案的阅览、复制和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介绍信或者工作证、身份证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开放的档案。
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利用我国已开放的档案，须经我国有关主管部门介绍以及其前往的档案馆的同意。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利用档案馆保存的未开放的档案，须经馆长同意，必要时报请上级主管机关审查批准。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内的档案机构所保存的尚未向档案馆移交的档案，主要供本单位利用，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如需要利用，必须经过档案保存单位的批准。
第二十三条 向档案馆移交、捐赠的档案，归国家所有，寄存在档案馆的档案，归寄存者所有。
档案馆对寄存的档案，不得任意提供利用，如需提供利用，必须征得寄存者的同意。
第二十四条 《档案法》第二十二条所称档案的公布，系指通过下列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表：
（一）通过报纸、刊物、图书等出版物发表档案的全部或者部分原文；
（二）通过电台、电视台播放档案的全部或者部分原文；
（三）陈列、展览档案或者其复制件；
（四）出版发行档案史料（全文或者摘录）汇编以及公开出售档案复制件；
（五）散发或者张贴档案复制件；
（六）在公开场合宣读、播放档案原文。
第二十五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单位公布：
（一）保存在档案馆的，由档案馆公布，必要时还应当征得档案形成单位的同意，或者报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后公布；
（二）保存在各单位档案机构的，由本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后公布。
利用档案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档案馆同意或者上述主管机关的直接授权或者批准，均无权公布档案。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其所有者向社会公布时，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规定，不得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其他公民的利益，必要时，应当申请当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集体和个人寄存于档案馆和其他单位的档案，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公布，如需公布必须征得档案所有者的同意。
第二十六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实行有偿服务，提供档案按规定收取费用。收费标准由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家物价局制定。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有关单位，应当给予奖励：
（一）对档案的收集、整理、提供利用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对档案的保护和现代化管理做出显著成绩的；
（三）对档案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
（四）将重要或者珍贵档案捐赠给国家的；
（五）同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建议直接责任人所在单位对其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可以根据档案的价值和数量，责令赔偿损失：
（一）损毁、丢失或者擅自销毁档案馆保存的国家所有的档案和单位保管的国家所有的档案以及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的；

（二）将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据为已有，拒绝向档案机构、档案工作人员归档或者向有关档案馆移交的；
（三）擅自提供、抄录、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以及应当保密的档案的；
（四）涂改、伪造档案的；
（五）各级各类档案馆以及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第二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倒卖档案牟利或者私自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可以没收其非法所得，处以500元以上10000元下罚款，并可以建议直接责任人所在单位对其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 海关对私自携带、运输或者邮寄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以及这些档案的复制件出境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一条 具有《档案法》第二十四条所列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档案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